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
如果讀一讀《碧血劍》附錄的那篇《袁崇煥評傳》，我們就會知道作者在一些有關的曆史問題上曾經下過多大的功夫并形成多麼精辟的見解（有些見解可以說遠遠超過研究袁崇煥的曆史學家）。
金庸的武俠小說，簡直又是文化小說；隻有想象力極其豐富而同時文化學養又非常淵博的作家兼學者，才能創作出這樣的小說。
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軍”
從藝術上說，金庸小說有不少稱得上是文學精品，和市面上那些粗制濫造之作大相徑庭。
作者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藝術經驗去創作武俠小說，改造武俠小說，将這類小說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金庸筆下，武俠小說被生活化了。
金庸重視小說情節，然而決不任意編造情節，他更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相信“情節是性格的曆史”，堅持從性格出發進行設計，因而他的小說情節顯得曲折生動而又自然合理，既能出人意外，又能在人意中。
金庸小說又很講究藝術節奏的調勻和變化：一場使人不敢喘氣的緊張厮殺之後，随即出現光風霁月、燕語呢喃的場面，讓人心曠神怡，這種一張一弛、活潑多變的藝術節奏，給讀者很大的審美享受。
金庸還常常用戲劇的方式去組織和結構小說内容，使某些小說場面獲得舞台的效果，既增強了情節的戲劇性，又促使小說結構趨于緊湊和嚴謹。
金庸的語言是傳統小說和新文學的綜合，兼融兩方面的長處，傳神而又優美。
他的小說發表之後，還要不斷打磨，精益求精，有的修改三、四遍，有的簡直是重寫，這種嚴肅認真的創作态度，與“五四”以來優秀的新文學作家也如出一轍。
金庸對過去各種類型的通俗小說，當然是注意汲取它們的長處的，我們從他的小說中，常常可以感覺到作者綜合了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曆史小說、偵探小說、滑稽小說等衆多門類的藝術經驗，創造性吸收，從而使他成為通俗小說的集大成者。
但是，金庸借鑒、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經驗去創作武俠小說，使他的小說從思想到藝術都呈現出新的質素，達到新的高度，這卻是根本的和主要的方面。
金庸小說實際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學所獲得的成功。
有容乃大。
金庸這種多方面的借鑒、汲取和創新，使他成為一位傑出的小說大師，他在武俠小說中的地位不是單項冠軍，而是全能冠軍。
新的文學革命
文學曆來是在高雅和通俗兩部分相互對峙、相互沖擊又相互推動的機制中向前發展的；高雅和通俗的相互制約又相互影響，是文學發展的内在動力。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小說被看作“閑書”、“小道”而不能進入文學的殿堂，這嚴重阻礙着文學的發展。
七十多年前的“五四”文學革命，終于打破上千年的偏見，使小說登上文學這個大雅之堂。
這是當時那場文學革命的巨大曆史功績。
然而，這場革命又是不完全的。
“五四”先驅者隻把新文學中的小說擡了進去，對當時流行的通俗小說卻鄙視而持否定的态度（新文學本身的某種歐化傾向也與此有關），通俗文學幾十年來隻能轉入社會底層，成為文壇底下的一股潛流。
盡管趙樹理那樣的有志之士企圖汲取通俗文學經驗創制一種新文學使它能在農民中紮根，但整個來說，通俗文學及其在文學發展中的作用依然不受重視。
金庸小說的出現，标志着運用中國新文學和西方近代文學的經驗來改造通俗文學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果說“五四”
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的神聖殿堂，那麼，金庸的藝術實踐又使近代武俠小說第一次進入文學的宮殿。
這是另一場文學革命，是一場靜悄悄地進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說作為20世紀中華文化的一個奇迹，自當成為文學史上光彩的篇章。
我們衷心欽佩查良镛先生在事業上和文化上取得的雙重的巨大成就，并向他緻以最誠摯的敬意！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原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