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查良镛先生曾有機會多次接觸，聆聽過他的許多高見。
但常為時間或場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問題往往無法涉及，或因談得不暢而感到意猶未足。
于是我改變辦法，事先将問題書面寄給查先生，請他專門接受一次采訪。
終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實現了這個願望。
這次采訪是在輕松漫談的方式中進行的。
可惜當時沒有帶錄音機，記得不好。
下面是我提問和查先生回答的大緻記錄。
本文直到最近才整理出來，并經查先生親自過目。
問：您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嗎？何時開始接觸諸子和佛家思想？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怎樣？
答：我祖父是清朝進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
到二伯父，就進北京大學國文系念書。
我父親是祖父的小兒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學。
我哥哥也上新式學校，與馮其庸是同學。
我自己小時候沒有進塾讀四書五經，一開始就念小學。
傳統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學的。
佛經讀得更晚。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好東西。
像中國史筆講究忠于事實，記錄事實，這就很好，與西方觀點也完全一緻。
史識是作者的，但事實是客觀的，不能歪曲。
評論可以自由，事實卻是神聖的。
春秋筆法就是于記載事實中寓褒貶。
齊國崔杼殺了莊公，齊太史就記載：“崔杼弑其君。
”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殺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後還是那樣記載，又被殺。
到第三個弟弟，還是寫崔杼“弑莊公”。
這種史筆就很了不起。
我對傳統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會感到虛無絕望。
當然，中國傳統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東漢、宋朝、明末都發生過學生運動，就看引導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學講演，題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強調要保持獨立思考和獨立見解。
這就是傳統文化觀念的現代發揮。
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講究有節制，要含蓄，不贊成廉價宣洩，這也是很好的主張。
我并不排斥西方。
西方哲學家像羅素、卡爾·蒲伯，我也很喜歡。
問：您何時開始大量接觸外國作品？在歐美文學方面，您喜歡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戰後期我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念外交系，那個學校國民黨控制很嚴，國民黨特務學生把很多人看作“異黨分子”，甚至還亂打人。
我因為不滿意這種狀況，學校當局就勒令我退學。
我隻好轉而到中央圖書館去工作，那裡的館長是蔣複聰，他是蔣百裡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
我在圖書館裡一邊管理圖書，一邊就讀了許多書。
一年時間裡，我集中讀了大量西方文學作品，有一部分讀的還是英文原版。
我比較喜歡西方18、19世紀的浪漫派小說，像大仲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
這派作品寫得有熱情，淋漓盡緻，不夠含蓄，年齡大了會覺得有點膚淺。
後來我就轉向讀希臘悲劇，讀狄更斯的小說。
俄羅斯作家中，我喜歡屠格涅夫，讀的是陸蠡、麗尼的譯本。
至于陀士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是後來到香港才讀的。
問：在中國新文學方面，您接觸或喜歡過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國新文學作家中，我喜歡沈從文。
他的小說文字美，意境也美。
魯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
但讀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問：您在《倚天屠龍記》中寫謝遜這個靈魂和肉體都受盡創傷的人物時，說他的歎聲“充滿着無窮無盡的痛苦，無邊無際的絕望，竟然不似人聲，更像受了重傷的野獸臨死時悲嗥一般”，這令人想起魯迅小說《孤獨者》寫魏連殳的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
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說明您潛在地受過魯迅的影響呢？
答：是的。
我的小說中有“五四”新文學和西方文學的影響。
但在語言上，我主要借鑒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最初是學《水浒》、《紅樓》，可以看得比較明顯，後來就純熟一些。
問：您從事的編劇和電影的實踐，對您的小說創作有什麼影響？為什麼您的小說筆墨形象特别鮮明，而且具有強烈的質感和動感？
答：我在電影公司做過編劇、導演，拍過一些電影，也研究過戲劇，這對我的小說創作或許自覺或不自覺地有影響。
小說筆墨的質感和動感，就是時時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畫面的結果。
戲劇中我喜歡莎士比亞的作品。
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畫，借外在動作表現内心，這對我有影響。
而中國傳統小說那種從故事和動作中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