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運用到作品裡。
我喜歡通過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歡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紹。
中國人喜歡具體思維，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到這種特點，盡量用在小說筆墨上。
這些或許都促成了我的小說具有電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說中也确實運用了一些電影手法。
像《射雕英雄傳》裡梅超風的回想，就是電影式的。
《書劍恩仇錄》裡場面跳躍式地展開，這也受了電影的影響。
一些場面、鏡頭的連接方法，大概都與電影有關。
至于把小說場面舞台化，當然受了西方戲劇的影響。
劉紹銘先生曾經提到過《射雕英雄傳》裡郭靖的“密室療傷”，是戲劇式的處理。
（嚴插話：
其實，這類例子還有很多。
）
《雪山飛狐》中，胡一刀、苗人鳳的故事出自衆人之口，有人說這是學日本電影《羅森門》（據芥川龍之介原作改編）三個人講故事，講同一件事但講法不同。
不過，在我其實是從《天方夜譚》講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啟發。
不同之人對同一件事講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譚》。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寫散文的？四十年代寫過小說嗎？
答：寫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後。
四十年代在陳向平主編的《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上也發表過散文。
我在重慶時曾經寫過短篇小說，題為《白象之戀》，參加重慶市政府的征文比賽，獲得過二等獎，署的是真名。
題材是泰國華僑的生活，采用新文學的形式。
《絕代佳人》是根據郭沫若寫如姬的劇本（嚴按：即《虎符》）來改編的，曾得過新中國文化部的獎。
問：有人說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這可能嗎？
答：作家其實都有折射自己的時候，都會在作品中留下某種烙印。
寫郭靖時，我對文學還了解不深，較多地體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
如果說有自己的影子的話，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應比較慢，卻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難面前不後退。
我這個人比較喜歡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後來，随着對文學理解的加深，實踐經驗的增多，我的小說才有新的進展。
後面的小說，處理這個問題比較好。
問：可不可以說您把武俠小說生活化了？使武俠小說貼近生活，貼近人生，是您的自覺追求嗎？
答：生活化問題，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
我的小說寫武功的那些情節，是比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寫到人物的經曆、感情，以及和人們的相互關系，這些就必須生活化，必須使讀者感到真實可信。
問：據說1971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燒死”您，因由到底是什麼？
答：不是1971年，而是1967年。
那時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響，起來造反。
《明報》當時持穩健的立場，對“文革”有批判、有意見，對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殺死五個人，第一名叫林彬，是電台的廣播員。
左派事先打聽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線，裝成修路工人，攔住林彬的汽車，拉開車門給他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我是五個人中的第二名。
另外三人，一個是立法局的議員，一個是香港政府的高級官員，還有一個是新界的群衆領袖。
林彬事件發生後，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護四個人的安全，那時左派就對香港政府武鬥，并且到處放炸彈。
《明報》報社也收到郵包炸彈，後來周恩來總理公開出來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
這就是那場“紅色風暴”。
問：有部《金庸傳》曾提到您對曾國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傳中所說的那樣？
答：我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漢奸。
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我們就堅決反對。
後來才改變看法。
《倪匡金庸合論》那裡面對我評論得實在未必對（有關曾國藩）。
有一部《金庸傳》，是根據各種公開的文字材料七拼八湊再加上想象寫成的。
作者在寫作成書之前并沒有訪問過我。
講我家鄉是哪一縣、哪一市，很多是錯的。
還說我五十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時穿一件襯衫和牛仔褲。
其實我一輩子從未穿過牛仔褲。
在北京二月份隻穿一件襯衣，非凍死不可，他以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
有關鄧小平接見前批示“可以”之類，更是胡編亂造。
1998年10月依據當時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