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僅有這樣一種機制，這樣一種理想，人、人生、人際關系又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那種人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更像輸滿各種程序的電腦。當然，一定程度的電腦化，如前文所述，也是人性題中的應有之義。說不定恰恰是在這種随着科學技術社會組織的日臻完善、人類電腦化的趨勢有所增長的情況下，人們就更加需要林黛玉式的少女氣質的匡正、補充、沖擊。一種感天動地的、熾熱如火的、悲劇性的愛情，誰能不為之而怆然淚下呢？現代社會越是産生不出林黛玉式的人物，越是削弱乃至掃蕩林黛玉式的心理機制，讀者就會越加歡迎林黛玉，向往林黛玉，熱愛林黛玉。林黛玉是理想，林黛玉是詩，林黛玉本身便是情，是一切電腦都沒有而人類所渴望、所難以獲得、所夢寐以求的情。林黛玉的鐘情、嫉妒、多疑、糾纏、懼怕，林黛玉的病态，表現了許多弱者的内心，表現了許多強者深藏的、潛意識中不願人知的那一面内心。如前所述，《紅樓夢》裡寫到了林黛玉的“薛寶钗精神”，那麼，薛寶钗是否也具有“林黛玉精神”呢？很難說沒有。寶玉挨打以後寶钗的兩度忘情表現，一次是“含淚”“弄衣帶”“軟怯嬌羞輕憐痛惜”，一次說薛蟠“我先就疑惑你”（均見第三十四回）就是明證。這就是說，是社會的人，就會有薛寶钗的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會有林黛玉精神。閱讀林黛玉會引起這方面的認同、共鳴、宣洩的快感與反省的清醒、俯視的超越，這是構成林黛玉的藝術魅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曹雪芹活着的那個時代，在封建禮法重重束縛人性特别是女性的這個層面的時代，林黛玉的出現，恰如空谷足音，它的藝術沖擊力，實在是無可比拟的。
美而不美善而不善
不僅如此，曹雪芹的偉大還在于他寫出了這種性格素質的魅力，也寫出了它的美而不美、善而不善的那一面。林黛玉的任性，林黛玉的狹隘，林黛玉的軟弱而又孤高，林黛玉的蔑視群氓（她對劉姥姥的嘲笑是何等刻薄！）無論如何也難算是美德善行，我們又何必為“賢者諱”呢？如此這般，林黛玉與薛寶钗，既是兩個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和女性的性格素質、心理機制的兩極的高度概括。一邊是天然的、性靈的、一己的、潔癖的，一邊是文化的、修養的、人際的、随俗的；或此或彼，偏此偏彼，時此時彼，顧此顧彼或顧此失彼，誰能完全逃出這二者的籠罩與撕扯呢？它們是作者對于人、對于女性、對于可愛可敬高貴美麗的少女的統一而又矛盾分裂的感受與思考，是作者的人性觀、女性觀、愛情觀的精彩絕倫而且淋漓盡緻的外化、體現。
這樣說，是否作者認同于俞平伯先生的被批判過的“钗黛合一”論呢？我認為，俞先生的理論确實不無道理卻又不盡然。第一，二者是可以分離的，詩上畫上合在一起不等于重合成一人也不等于是聯體人。第二，二者并非絕對半斤八兩，雖然曹雪芹用盡了小說家的手段，使二者輪流坐莊、不分高低，仍然露出了傾向：“莫失莫忘”，賈寶玉愛的、為之死去活來、為之最終斬斷塵緣的，畢竟是林黛玉而不是薛寶钗呀！第三，二者的“兼美”即二者的合二而一，曹雪芹也明确地知道是不可能的，于是才有悲劇，才有痛苦，才有《紅樓夢》。造成賈寶玉的也是曹雪芹的靈魂撕裂的痛苦的，恰恰是兩者統一兼備的妄想。第四，我們還要強調，作者這樣寫是出自小說藝術的需要，這樣寫才抓人，這樣寫才呈現出一種内在的戲劇性、悲劇性，這樣寫還便于在這部包羅萬象的書中組織相當一部分情節，使這部小說端的成為一部非同凡響的奇書，而與曆來那種黑白分明、情節集中的章回小說拉開了距離。說下大天來，最偉大的小說仍然是小說，最輝煌的小說典型人物，仍然是“小說家言”啊！
最後，讓我們議論一下書中的另一個有點怪的處理：賈寶玉夢中與之交歡的那個警幻仙子的妹妹，不但長得既像寶钗又像黛玉，而且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莫非秦可卿是兼美理想的化身？淫喪天香樓的秦氏，似乎難以當此重任。奇乎妙哉，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強作解人而解之：它可能是賈寶玉第一次性經驗的浪漫化。它可能是賈寶玉的愛情理想、審美理想的誤植，朦朦胧胧向往的是钗黛，卻糊糊塗塗與秦氏做了第一次愛，這是完全可能的。它還可能是作者受傳統的物極必反、乃至女色是禍水思想影響的表現：當一女而兼二者之美的時候，就不祥了，就走向反面了。
以上種種，一家之言，一種思路，聊備一格而已。鳴而不争，方家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