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周汝昌先生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時代住在北京東四牌樓附近的錢糧胡同。
胡同東口外過了馬路，當時有家書店。
大約是１９５４年，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從那家書店買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拿回家中。
那時家裡經常“縱容”我買書，不過，我買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話選》《鐵木爾的夥伴》（前蘇聯兒童文學名家蓋達爾的代表作）一類的适合于我那種年齡閱讀的書。
以十二歲的年齡買回并閱讀《紅樓夢新證》，脫出自身來客觀評議，實屬咄咄怪事，且不足為訓。
但我确實興緻勃勃地買了它。
我生在一個父母兄姊皆喜讀喜談《紅樓夢》的家庭。
父母對我的課外閱讀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滿十八歲了，他們仍不贊成我覓《金瓶梅》一閱，哪怕是“潔本”。
可是我十一歲時，他們便由我從他們書架上取下《紅樓夢》去“瞎翻”。
我在錢糧胡同口外那家書店見到厚厚的《紅樓夢新證》時，其實連“新證”二字何意也弄不懂，從書架上抽出的起初，也隻是覺得書前所附的“紅樓夢人物想像圖”很奇特，竟與我家所有的那種“護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評補圖”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繪的那種繡像大異其趣。
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書中關于賈赦的描寫之所以“不通”，實在是由于賈政的原型，乃是賈赦原型的弟弟，過繼到書中賈母原型這邊，才成為了“榮國府”的老爺，他與賈母原無血緣關系，所以相互間才不僅冷淡，且時有緊張……賈赦與賈母根本連過繼關系全無，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所以書中生把他們寫成一家，才落下那麼多“破綻”，等等，這些考證，使我恍若在讀偵探小說，因此一時沖動，便将書買回了家。
家裡人起初責我“亂買書”，及至聽我把“賈赦根本不是賈母兒子”等吹了一通，分别拿去翻閱了，這才不再怪罪我了。
我提起這樁往事，似有誇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實的情況是，我後來很長時間都并不能耐心把這本書讀完，特别是“史料編年”部分。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紅樓夢》都隻是保持着一種“樸素的愛好”，即使也翻閱一些關于“紅學”的書籍，都隻是“看熱鬧”，何謂“紅學”，那實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買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
隻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頁與六面文字，後面亦少了幾頁與封底。
這是家中與個人的藏書經曆了太多的社會風雨與命途徙遷所緻。
現在面對着這本殘頭跛腳的《紅樓夢新證》，我不僅對自己四十多年來的“愛紅”史感慨萬千，也不禁想到這半個世紀來，“紅學”的炎涼浮沉。
“紅學”一度成為“顯學”，甚至刮起過“龍卷風”，但其最顯赫時，也往往變得離真正的學問遠了；近些年“紅學”似又相當地“邊緣化”了，雖說這也許能使“紅學”家們離真正的學問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卻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