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都并不能耐心把這本書讀完，特别是“史料編年”部分。
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對《紅樓夢》都隻是保持着一種“樸素的愛好”，即使也翻閱一些關于“紅學”的書籍，都隻是“看熱鬧”，何謂“紅學”，那實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買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
隻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頁與六面文字，後面亦少了幾頁與封底。
這是家中與個人的藏書經曆了太多的社會風雨與命途徙遷所緻。
現在面對着這本殘頭跛腳的《紅樓夢新證》，我不僅對自己四十多年來的“愛紅”史感慨萬千，也不禁想到這半個世紀來，“紅學”的炎涼浮沉。
“紅學”一度成為“顯學”，甚至刮起過“龍卷風”，但其最顯赫時，也往往變得離真正的學問遠了；近些年“紅學”似又相當地“邊緣化”了，雖說這也許能使“紅學”家們離真正的學問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卻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我要感謝《紅樓夢新證》，當然也便要感謝其著者周汝昌先生。
于我而言，這是一本啟蒙的書。
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細地界說“紅學”的各個分支，更鬧不清“紅學”界幾十年來的派别訟議、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無力對《紅樓夢新證》作出理性的評析，但不是别的人别的書，而是周先生和他的這部著作，使我頭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現在傳印的《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僞作，把曹雪芹與高鹗這兩個名字并列為《紅樓夢》的著者，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努力把曹雪芹所沒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盡可能地探究出來；也就是說，我們要擺脫高鹗的胡編亂造，而接續着前八十回，盡可能地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來。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我買到了周先生增訂過的《紅樓夢新證》，如饑似渴地一口氣讀完。
周先生當然有他删改舊著的道理，但我總覺得我十二歲時所買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實是不必删改的。
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