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研紅文章于“紅界”之外的用意敢存于私意之間。
這是不必誤會的。
“紅學”，——本不是一個十分光彩尊敬的稱号。
在我年青時，大家還隻把它當玩笑話，常常帶有輕蔑語味。
如今的人未必盡明了，反而擔心“被摒于紅學”之外了！這倒确實是一個了不起的巨大變化。
由此可證：紅學的意義、價值、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
人們不是擔心當紅學家的不光彩了，而是争它的名份了。
第二，我的一些話，本不是針對那些已然把“紅學”和“紅樓夢研究”(即“對作品本身”的小說學研究)的各自的定義範圍和其間相互關系都已弄得很清楚并運用得相當好的研者而說的。
因此，并無“排斥”什麼的用意。
相反，我在另外場合說過的是二者相輔相成，彼此可以豐富補充，不能偏廢——但不應混同，或以為可以相互代替。
它們是殊途同歸，目标一緻。
但“分”則濟美，“混”則兩傷，正因此故，才有些人隻要“研究紅樓夢作品本身”，而不願去想一想，所謂“紅樓夢本身”，畢竟何指？是程刻百廿回本？還是脂評八十回本？連這都不問，便去研究“本身”——并且“思想和藝術”的重大問題呢，而且還認為“紅學”中的版本學是繁瑣讨厭的東西……。
那麼，到底是誰在“排斥”誰呢？第三，有文章在批駁拙見時，說了一段話：“由于作者曹雪芹把他的家世生平作為生活的素材，概括到他的藝術創造中去，在這個意義上，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與《紅樓夢》創作之間的關系，就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的關系，藝術的真實建立在生活真實之上，……”好了，文章承認這一點，是極其要緊的。
但是，我不禁要請問一聲：同志，您這個論斷是怎麼樣得出的呢？難道不是先有“紅學”中的“曹學”做了工作，才使得您獲得了這樣一個認識的嗎？難道這不正可以證明：紅學曹學是“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藝術”之研究的先決的或關鍵的事情嗎？您分明是從曹學中汲取了它的成果而後才能夠出此論斷的。
那麼，當有人(海外學者以及海内紅研家)撰文指責我把紅學弄成了曹學的時候，對曹學頗有不然之意的時候，卻未見您替我的曹學也說幾句公道話，則是否新近才對曹學的意義和作用又有了更多的理解呢？
現在有不少研者，從紅學中獲得了必要的前提知識，并且分明是運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了，卻反過來對紅學工作者為他的勞動争取一點公平評價而頗有意見，這倒是令人感到費解的。
至于有的又說我把紅學分成幾大支，分得太細了，也太死了，這也不利于紅學的提高和發展雲雲。
其實，紅學的内容是不斷在擴充的，現在世界上多種外語譯本《紅樓夢》和《石頭記》的出現，就産生了新的“翻譯紅學”。
分類隻是就目前狀況為了明晰方便而立成名目的。
科學總是分支愈來意細的，沒聽說是有相反的趨勢。
分工細了，專業專了，一點兒也不意味着“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一位科學家必須是一位多門類科學家，這是“不礙”其成為真正專家的。
至于提高和發展，那正是分工與協作的辯證法的天經地義。
紅學研究必須集聚衆多的專家——清代曆史、社會、哲學、文藝、民俗、宗教、倫理、……等等專門學者，共同努力，才可望逐步窺見《紅樓夢》這一座弘偉奇麗的藝術建築的堂室之美，豈但區區“曹學”、“脂學”、“版本學”、“探佚學”等等所能勝任哉。
總之，為了《西遊記》，完全可以也應該建立“吳學”，但是不管怎麼說，也無法說成“吳學”與“西遊”之間的關系就如同“曹學”與“紅樓”之間的關系。
餘可類推。
既然如此，紅學的一切，顯然有它的很大的特殊性。
這些特殊性的問題，用研究其他小說的辦法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才産生了紅學。
紅學可以豐富我們中國的小說學，世界的小說學，但它如果與一般普通小說學等同混淆起來，它也就不複存在了。
所以是混則兩傷。
我的拙意不過如此，沒有别的。
有的同志過于擔心了吧。
1983年在上海開紅學大會，我為《文彙報》撰文，曾說：
像紅學這樣一門獨特而又複雜的學問，真好像神州國土上的長江大河，包孕豐富，奔騰東下，氣象萬千。
我們最好也以那樣雄偉廣闊的心境與目光去看待它，創造有利于學術民主的條件，促使各種流派和見解的繁榮發展，從多種多樣的角度和方式去研究探索，必如是，才可望對這部異乎尋常的偉大巨麗的作品有越來越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這正是百家争鳴的勝業，而不是“定于一尊”的短見。
……(1982.10.24)
這段話，像我的一切拙文一樣，措語用詞，都做不到盡善盡美，假使能蒙高明不棄，不哂其辭拙，而肯領其意誠，那真是莫大之幸了。
周汝昌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