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離經叛道”“異端邪說”是嚴厲殘酷的，正不下于對待“暴亂”“作逆”之絕不容“情”。
雪芹生時作小說，是豁出了性命去幹的；死後，隻要書在，自然當局在位的也不會“放過”，任它“謬種流傳”——這就有了續書的事情以及所有随之而起的問題。
我又曾說過：
雪芹書中對婦女的理解、同情、關切、體貼，是與在他以前的小說大大不同的，他對她們的态度是與以前諸作者截然相反，泾渭分明。
正因如此，雪芹很難為當時的傳統觀念所解，為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容。
(同上)
這一個矛盾和沖突，才表現為紅樓夢原作和僞續的尖銳鬥争。
不從此一根本問題去認識事情——幾千年積累的矛盾沖突的一種爆發，不單是一朝一夕之間、張三李四之際的小小“不和”啊！——勢必會拿最一般的文藝理論分析去評議這個巨大的矛盾沖突，而總不過是讨論讨論：“人物性格的統一”“情節發展的邏輯”等等，然後就給僞續評功擺好，認為它“還不最壞”，“貶低它是不公平的”，并對為僞續“打抱不平”的這類價值觀表示滿足。
持這種意見的，看了胡風同志指出的“居心叵測”那一深刻精辟的揭其肺腸之言，便十分不解，感到驚訝，評為“過激”。
他們總覺得有必要給僞續“說幾句公道話”——但是總沒想起曹雪芹原意何似的重大問題，總沒想起這個重大的原意的被徹底歪曲的事件，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史上是具有何等的嚴重性質，是何等的冰炭難容的生死搏鬥——而更應該為他“打抱不平”！
曹雪芹的婦女觀，開卷早有總括的表達。
他的“總括”，又與“正言莊論”的呆闆文章不可同日而語，隻不過也是手揮目送，頰上三毫，并無死筆——他讓别人從口中說出一些片片段段的話：
“……當日所有之女子，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
”“……隻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
”
這乃是雪芹自謂親睹親聞，當日所有；至于古來的，請看他所舉又皆何等流輩？——
……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
如……。
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莺，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
對于這些——我管它們叫做“紅樓夢的眼目和鑰匙”——若理解對了頭，就懂了曹雪芹的思想精神的真谛了。
從封建傳統觀念來看，他書中注重的這些女子，品級規格，都不很“高”，有的十分低下。
這是第一個标準區分。
卓文君何如人？她是漢代四川一個大富賈卓王孫的女兒，夫亡新寡，文學家司馬相如至其家飲宴，“以琴心挑之”，她就于夜間私奔相如。
因生計無着，夫妻二人開設小酒館，躬與“賤役”一同操作。
紅拂是何如人？她是隋末越國公楊素的侍女(歌舞妓)，因李靖來谒楊素，紅拂妓目注李靖；及靖歸旅舍，夜五更時，紅拂妓私來相投，二人遂偕往太原。
薛濤是何如人？她是唐代成都富有才藝的名妓，本為長安良家女，以父宦遊卒于蜀中，貧甚，遂落樂籍中，喜與時士詩家相與，晚年著道家裝，築吟詩樓。
崔莺是何如人？是唐代詩人元稹的“始亂終棄”的女子，也是一個私奔類型之人。
朝雲是何如人？她是宋代蘇東坡的侍妾，本錢塘人(一說錢塘妓)，及東坡貶惠州(屬今廣東省，當時是極邊遠的地方，非重懲不會流竄于此)，侍者皆散去，獨朝雲不渝，相随至貶所，即卒于此，年僅三十四。
——由此可得一個初步結論，雪芹所推重傾慕的，不是那種大賢大德，“蔡女班姑”等“高級”女流，而是那種社會裡被貶為“賤籍”的、而且“名節有虧”的那些玷污家門、贻譏世道的不足齒之“下賤”婦女。
[至于雪芹安排黛玉題詠《五美吟》，那五人是：西施、虞姬、昭君、綠珠、紅拂。
這也具有代表意義，但與前一系列女流相比，重出的隻一紅拂，揆其意旨，蓋黛玉所題的，又側重一點：即這些婦女多因政治關系而落于不幸的命途之中，最後或亡于異邦，或死于非命。
西施沉水，虞姬飲劍，綠珠墜樓，其尤著者。
這在雪芹又另有一層寓意，本文不遑旁及了。
]
研讀紅樓夢，必須向此一義深入體會，方是真正理解曹雪芹的一把入門的鑰匙。
忘卻此一要義，就會失掉分辨真僞是非的智力。
曹雪芹的這種注重賤籍、不論名節的婦女觀，對當時那些正統人士來說，是駭人聽聞的，是關系世道人心的大事情！不把這樣荒謬狂肆的“邪說诐行”打回去，勢必大傷名教，敗壞倫常，以至後患不堪設想！——所以，僞續者出來或被請出來，就是首先要針對曹雪芹在婦女觀上作一次争奪戰。
我們隻消拿尤三姐、鴛鴦、襲人、巧姐、晴雯、黛玉、妙玉等幾個例子，來看一看高鹗(或張鹗李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