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個“三才”思想觀念。
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才”為之标稱，是“才”之重要可知。
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義可思。
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
中華漢字的“才”，本義是标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才”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
明人編纂的巨著《三才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為，天有天之才，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
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
而人獨為萬物之靈，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産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複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将這種認識标題為“三才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才”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着的認識，必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必如此，方為能盡天之賦才。
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才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才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
虞書禹谟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莊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後，方可歸題于小說這門學科。
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别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同于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
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别傳……，都是此一觀念的體現命名。
“講史”又是“說話(說書)”市井文娛中的首位分支專科。
現存的曆史類演義小說從“開辟”一直到清朝、民國的厲朝各代都齊全了還不算，别的小說也總要“挂靠”一個某朝某代的曆史人物或事件，連《金瓶梅》《西遊記》，總無例外。
不叫“史”就叫“傳”，其名似異，其質一也(如《三國》最早刊本也叫“傳”，《水浒》是“傳”，“說嶽”是“傳”……“海上花”也是“列傳”……)。
講“史”畢竟為了何事？當然可以說是為了興衰治亂，溫古鑒今；但略略追進一步再問興衰治亂是因何招緻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國安民的聖君賢相、文武良材——問題就立刻顯明了：原來，講史就是講的人、人物、人才。
此點最關緊要。
好的君相将帥，就是出衆的人才，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沒、屈抑、損害，則造成了亂世塗炭的時期。
因此，講史中尤為受歡迎的“講三分”(三國故事)，就是贊歎魏、蜀、吳三方的各自擁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這兒，就包括着他們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小說中的“後人有詩歎曰……”正是良證。
唐代大詩人李義山(商隐)寫下過兒童慕效三國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歎是：“管樂有才真不忝(指諸葛丞相)，關張無命欲何如！”這就完全是他對人才的痛切的感歎。
宋代大詞人蘇東坡(轼)則寫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