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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易經》到《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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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個“三才”思想觀念。

    它反映在《易·說卦二》,其文雲: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将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 這就說明,中華先民的宇宙觀是“天地人合一”論,而三者皆以“才”為之标稱,是“才”之重要可知。

    換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義可思。

    蓋道者,就其質性含蘊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現而言。

    中華漢字的“才”,本義是标示植物的萌生,無限的生命之力正在開始發展發揮。

     “三才”包括了宇宙萬物、人生社會的一切事物、活動、表現、成果。

    明人編纂的巨著《三才圖繪》,正是此義的一個具體理解與紀錄。

     中華先民認為,天有天之才,如風雲雨雪,寒暑推遷,皆是也。

    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動植,金銀玉石,皆是也。

    而人獨為萬物之靈,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華的最高表現是也。

     中華先民達到了這一認識,方能有《易經》這樣的著作産生。

     人的價值、使命、功能、抱負……,都由這兒開始,而且不斷發展對這種認識的深入思索、反複探求的智慧活動。

     是以,我曾将這種認識标題為“三才主義”(見《中國文化》第8期)。

     古人從“三才”的認識自然達到了下—步的緊跟着的認識,必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必如此,方為能盡天之賦才。

    不然者,即非“順性命”,而成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從這兒,就發生了人才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許就是人類文化所不斷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個根本問題。

     因此,中華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視這一最大問題的學問。

     經、史、子、集,統統是人才的思維言行的結晶紀錄。

    虞書禹谟是如此,“太史公書”是如此,孔、孟、老、莊是如此,李、杜、歐、蘇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後,方可歸題于小說這門學科。

    當然所謂小說,是指中華小說,特别是明清兩代的章回小說而言。

     文學基本常識,西方對小說的定義不同于我們的文化傳統觀念。

    在我們,小說是史之支流,所謂稗史、野史、外史、異史、外傳、别傳……,都是此一觀念的體現命名。

    “講史”又是“說話(說書)”市井文娛中的首位分支專科。

    現存的曆史類演義小說從“開辟”一直到清朝、民國的厲朝各代都齊全了還不算,别的小說也總要“挂靠”一個某朝某代的曆史人物或事件,連《金瓶梅》《西遊記》,總無例外。

    不叫“史”就叫“傳”,其名似異,其質一也(如《三國》最早刊本也叫“傳”,《水浒》是“傳”,“說嶽”是“傳”……“海上花”也是“列傳”……)。

     講“史”畢竟為了何事?當然可以說是為了興衰治亂,溫古鑒今;但略略追進一步再問興衰治亂是因何招緻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國安民的聖君賢相、文武良材——問題就立刻顯明了:原來,講史就是講的人、人物、人才。

    此點最關緊要。

     好的君相将帥,就是出衆的人才,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沒、屈抑、損害,則造成了亂世塗炭的時期。

    因此,講史中尤為受歡迎的“講三分”(三國故事),就是贊歎魏、蜀、吳三方的各自擁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這兒,就包括着他們的遭際與命運的問題。

    小說中的“後人有詩歎曰……”正是良證。

     唐代大詩人李義山(商隐)寫下過兒童慕效三國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歎是:“管樂有才真不忝(指諸葛丞相),關張無命欲何如!”這就完全是他對人才的痛切的感歎。

    宋代大詞人蘇東坡(轼)則寫出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江山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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