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日報》的《雙塔》版，願意将幾千字的版面惠予學術讨論，而且範圍包容了紅學中的探佚學，我不知全國市級日報能夠這麼做的共有幾家？令我心中充滿了敬意。
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參加争鳴，我真不應該辜負這個寶貴的版面而“交白卷”，于是揮汗命筆，貢我拙意——用雪芹的話，就是“試遣愚衷”了。
探佚是幹什麼？又為何而探佚？
探佚是尋真，尋真也是為了打假。
人們現下時興“打假”這個措詞，幹脆利落，帶勁又帶味兒。
人們都懂得假東西必須痛打——假名牌，假鈔票，假藥物，假珠寶……，連交警、軍人都出來假的了，禍國殃民，不打怎麼得了？！
可是，中華文化上第一流寶物《石頭記》也有假，人們就不全是那麼關心了，打不打似乎無關大局，小事一段，甚至有人不知辨假——更甚者宣稱假的不假，就是“曹雪芹原著”，說将程高本120回“全本”割裂為前80回、後40回是“犯罪”！
這麼一來，尋真揭假的探佚者，倒是反該痛打的了！你看，咱們中華文化領域上的事情，奇也不奇？怪不得脂硯齋早就批了：“一日賣了三千假，三日賣不出一個真！”我想，那“三日”還不對，應改為“三年”或“三世紀”才是真情。
探佚學，嶄新的紅學分支專科，近年建立起來了。
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對，有人挖苦，以為這純粹無中生有，不啻算命打卦。
哪門新學問都是在“四面楚歌”聲中生存而且發展的，探佚學也不例外。
我為梁歸智教授序《石頭記探佚》時就預言，此學将是紅學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新學科。
事實證明了那話不虛。
短短的這十來年，探佚學已由各種形态而表現于文化學術的園地，已然不再是孤木不林、弧掌難鳴了。
自然科學家、文藝創作家，也都“不請自來”地參加了我們的“隊伍”。
“楚歌”能吓倒一種真實生命力的人文科學的生旺興榮嗎？看來吓不煞人。
真有生命力的學問事業自有它逐步發展的規律。
規律往往不是直線，有起伏波瀾，有曲折進退，有艱難險阻，但“總箭頭”是指向前指向上的。
探佚學起步不太久，成績超過了原先的估量。
但它遠遠還未進入成熟時期，隻是一種初級階段。
這就還是帶着“開墾性”的一種非常特殊的大膽的嘗試性工作。
它要伐山開路，走出—條原來沒有的坎坷之路徑。
這一小批“伐山開路”工作隊，陣容還很不強大，有點兒“尚不成軍”。
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并非“組織”“機構”，他們隻能“各自為政”，自己憑着個人才華思力去摸索，更無什麼經驗、指導之類可資參助遵循。
這一形勢明顯得很，不必張皇誇大。
正因如此，我對探佚學的“态度”就自然形成兩個特點：一是鼓舞，二是寬容。
鼓舞，是雙重義：我見了探佚性質的文章著述，我自己先受到了鼓舞，而我對那作者也給以鼓舞的表示。
寬容，是力戒“求全責備”的想法，觀其大略，有一可取，即原諒其細節上的不妥善。
也就是說，不苛求于人，也絕不過早地潑人冷水。
這是何故？因為出一個肯來打假的學人，是太不容易也太不簡單了，我不忍“傷”他——挫其銳氣，敗其興緻。
這是不是明知不然、故為“縱任”呢？也不一定。
第一，自己所謂的“不然”，是自己的尺碼量人，不宜對這尺碼過于自是自信。
第二，即使自家尺碼有些準頭，也要給學術交流考慮充分的對話氣氛，隻宜用委婉的方式輕輕“點”“照”，希望他能因而自悟自理，而無待掰瓜露籽，大嚼無味。
這“心态”的深處，還另有一番道理——
我總以為，縱使目下某一特定的探佚性作品還有毛病或問題，——它所尋到的“真”還不即是雪芹原著之真，那也比程高的僞續要“好”要“真”一些，因為，程高是别有用心的假，而此探佚之作的非真，僅僅是學力、思力、悟力、慧力不夠的問題，兩者性質是絕不相同的，而後者的非真畢竟是尋真者的能力不足，而非“居心叵測”(胡風先生評高鹗僞續之用語)！
再者，探佚的成果，自然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有是有非，但别的研究領域中何嘗不是如此？豈獨一個新興的探佚之學？抱着過早過苛的态度去對待它，難道是公正的應該的？探佚者所提出的論點與初步結果，當然難保即已盡得雪芹原著之真，這也無庸驚怪輕薄、當頭一棒，因為，他們的探索成果不管多麼“非真”，也總是給世上的在二百多年來被程高僞續騙局的牢籠死死蒙蔽住的人們，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意念，新的境界——這就首先起了一種牢籠可以也應當打破的“醒覺”作用。
這作用，也許一般人還不能一下子領悟體受，但它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打假尋真的開竅因素，輕蔑它就不對了。
以上就是我對所有願來投身緻力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