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親曆的文化界盛典不少，但回想追懷，總無過于1963年的一次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況。
從當時來說，空前二字是無有争議的；就直到此刻為止，似乎也未見有足以繼武的第二例。
這樣的鴻猷大典，文化部門留有何種資料，曾否整理存檔或專文發表，愧未及知；說到以個人身份參加籌備活動的人士，誰曾有文章記叙過，我亦不詳——總希望他們能寫一寫，留些寶貴史料文痕。
不才今歲亦行年八十二齡，記憶的往事前塵，漸趨模糊淩亂，因念自己所知雖很有限，畢竟也有一記的價值意義，未可以瑣屑而棄之也。
那是一次世界級的文化名人的紀念，規格甚高，我國将主題定為偉大小說家曹雪芹，可謂實至名歸，義無二選，是中央領導的英明決定。
事情開始之後，忽因外交上的某種關系，将世界級性質改為國家級舉行——雖然如此，從上到下的重視絲毫未減，依然要以高規格、大局面來籌辦一切。
此事的責任領導當然屬于文化部，具體操辦則是北京市政府。
文化部的黨政領導人有茅盾、邵荃麟、齊燕銘等位。
市裡出面奔走指揮的是王昆侖。
籌委會“坐鎮”在故宮文華殿，主腦人是阿英。
“常務”辦理繪畫等事的是黃苗子。
至于名義上與文化部聯辦的社科院文學所，隻是在涉及學術考證上有與會者，如文學所所長何其芳，我隻與他同會一二次而已。
60年代的紅學家、曹學家(包括非專門研究、業餘涉足于此者)很少，俞平伯不大參預，很少露面。
吳恩裕較為活躍。
另有新回國的吳世昌。
周紹良、朱南銑，偶一見之。
啟功、沈從文，皆隻碰上過一次。
舉辦這次大典的消息首先由新聞界人士傳入我耳，計有《文彙報》的駐京記者吳聞女士、《光明日報》的黎丁與某一章君。
市裡來屈駕見訪的則是王昆侖副市長。
我為此而被邀到會議處的次數不少，主題大約為畫像、考論生卒年、大觀園模型、審斷文獻文物等等。
此外也提供一些調查研究的線索與建議，也參加過多次到香山一帶去訪查雪芹遺迹。
先講畫像的事。
為了這個大盛事，必須有一巨幅主像，陳設在會場正廳，迎門而立。
這個像可不好畫。
那時我聽說有幾位畫家研究後提出了一個目标：畫雪芹要表現出“十氣”——何謂十氣?曰英氣，曰豪氣，曰傲氣，曰才氣，曰書卷氣，曰不平(憤世)氣，曰诙諧氣，曰悲憫氣，曰仁愛氣，曰多情氣……到今日亦已難記得清記得全了。
畫家們聽了，都又驚又笑，說這怎麼“表”得了?!難煞人了!
我到所請畫家寓居作畫之處的東華門翠雲莊，見到的第一幅雪芹像是名家黃永玉所作，那是試作，示樣，以供讨論。
隻見畫的是一張小橫幅，景子是豆棚瓜架的樣子，雪芹安坐于架間，好像是休息或為人講故事，雖然未必“十氣”俱全，倒也頗見風流儒雅之緻。
我看了很喜歡(那種“面型”還是受了王岡所繪《幽篁圖》的影響)。
不知為何，我再到時，問起黃苗子(我本來都不認識，初次還把苗子當作了永玉)，畫怎樣了?他說：黃永玉不畫了。
似乎請者與繪者雙方有了意見，不歡而散。
這類事，我從不願細“探”人家的張長李短。
當時十分歎惜抱憾。
再去看時，已經由上海邀來了劉旦宅、賀友直，加上北京“人美社”的林锴。
為何又需這多位?因除了主像，還要畫一組“生平事迹”圖(根據當時所能考知的若幹事實情節，如“宗學夜話”、“秦淮舊夢”等，大約8—10幅左右)。
等到他們創作出“樣品”請了三五位去賞評時，我又去看了(此次有吳恩裕、沈從文)。
隻見牆上貼了三張芹像，有坐有立——皆劉旦宅之筆。
我一見這三幅像，又驚又喜!尤其最左邊的那張，席地而坐，身著素白衫，正面，英氣俊氣書卷氣才氣可謂具備——一縷鬓絲微風裡拂散，倍添其潇灑倜傥的風标氣質!我心折之至，所畫面型神氣，正符我多年來的“夢想”，一點兒也不似那誤傳的王岡所繪“小像”的老大庸凡的樣子。
畫之左下角，朱筆畫為一方印章，文曰：“似非而是”。
這也極好，我簡直即欲得而有之，卻難啟齒——因為人家才張貼出來，還待大家評選，焉能歸于“私有”，隻好心裡打算盤(拟會後讨之)。
當時作一七絕詠贊之，寫給了劉旦宅(後來又題贈一首七律，今俱難憶全文)。
劉旦宅那時還是個青年，人很不易測——從不開口說一句話，我贊他那幅畫，他聽着，“喜怒不形于色”。
我心想此人如此少年老成，穩重沉着，異于常人——那時他面色黑，唇上“童子軟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