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刮不剪，穿一身暗色制服。
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後來聽說他是從獄裡提出來特調入京的，故不言不笑，是否?緣何?……平生不願打探人家的事，至今不知。
我念念不忘那幅“似非而是”。
後知為鄧拓取去。
我幾次請他為我重作一幅，誰知他後來畫的，與前大大不同，怎麼也難複舊觀了。
至今以為一件大憾事：那是傑作——也成了“絕作”。
後來大會上正式展出的，也大不如那“樣品”了。
紀念大展結束後，林锴送來了幾張“畫草”，乃是旦宅首次所試的雪芹生平事迹小圖稿。
我知這是旦宅以此報我的賞音，他自己不便來訪而返滬了。
賀友直畫了雪芹幼少時在南京織府西園中遊賞的景物。
一幅抄家圖，已忘了是賀作抑系劉作。
今年拙著《文采風流第一人——曹雪芹傳》中所印插圖，一為雪芹畫石圖，一為秦淮舊夢圖，就是1962年的珍貴遺存痕迹。
以下則略叙“卒年”的讨論，事情比繪畫可就複雜多了，也更難追記，連“梗概”也夠不上了。
先說為什麼要為那個“卒”年費大周折?很簡單：卒年不定，又怎麼定在哪年紀念“逝世二百周年”呢?
讨論的隻是：雪芹卒于乾隆壬午二十七年除夕，還是卒于癸未二十八年除夕?如在壬午，則應1963年舉行紀念；若在癸未，則紀念當在1964年舉行。
雖系一年之差，聽起來“問題不大”，争起來可就麻煩“不小”也。
主“壬午說”者，當時以文學所俞平伯、陳毓罴為代表。
主“癸未說”者，則有我，有二吳，有曾次亮等。
雙方理由都自以為充分而堅強。
主壬午者雲：《甲戌本石頭記》脂批明文雲：“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如何會有錯?主癸未者說：《懋齋詩鈔》中癸未春日敦敏還作詩“代簡”請雪芹來為弟弟敦誠作三十歲整壽之慶，如何說壬午除夕已卒?那是脂批誤記幹支(此例書冊碑闆中常有之，不足為異)。
兩說難以統一，誰也不承認對方的理由。
為此，多次開會。
最大的一次是茅盾親自主持的，與會者人位最全。
會開了上下午整天，午餐是公家招待。
值得一提的是，文學所還有錢鐘書出席。
這次會上，吳恩裕“離”了題，向大家報告了他從張永海處得到的雪芹在香山一帶的傳說故事。
記得會上言詞較為尖銳的是曾次亮，他批評陳毓罴是“這位同志陷入了唯心主義的泥坑”。
(曾是主張癸未說的，他從北京天文氣象曆史考定，敦敏請雪芹“上巳前三日”來看杏花是癸未之事無疑；若在壬午，節氣相差了半個月之多，三月初一還沒有杏花開放的可能。
)
學術不能帶随意性，不能有感情作用，不能變成意氣之争，尤其不容許夾入個人“名位”、“面子”的功利庸俗思想。
“壬午說”者的惟一理由就是“壬午除夕”是明文，是定本，不能拆散斷裂而成為“癸未除夕”，但對我們的正面論證與反面駁議卻置若罔聞——也看不出真有力量的反駁理據，以至硬說敦敏的詩集不是按編年抄寫的(這是誰也無法同意的，許多内證參證都确證是編年排次的，連不贊同“考證”的美國餘英時，也寫文承認是編年的)。
我們的另一個最難反對的力證還有敦誠的挽雪芹詩正是甲申開年的第一首，而第一句就說“曉風昨日拂銘旌(入葬者墳頭插立着孝子所題的亡者姓名等标記)”，這是癸未年尾逝世而次年甲申開年挽吊的鐵證。
但對立主張者卻連這也不予考慮接受。
既然各執一詞，相持不下，領導方面無計協調，也不能硬派結論，最後由文學所所長何其芳出面對我說(因我是“癸未說”的創立者)：“還是1963年先舉行吧——不表示是結論的意思，是為了乘此有利機緣，以免拖延反而易生變化。
至于不同論點，會後自可繼續商量讨論。
”
這是一番很令人愉快悅服的話，态度可親亦可欽，我也就欣然同意1963為紀念的嘉辰吉歲。
這段經過對紅學史是關系重大的，不能無所記叙，故摘要存其實況，以資後來者考鑒。
兩宗大事“交待”略清，才可以談談次要的而又趣味盎然的一些“掌故”——
一是調查雪芹的族人或後人的蹤迹，二是尋求雪芹在香山一帶的故居之遺痕，三是探訪他的墓地，四是全國範圍征集有關《紅樓夢》與雪芹本人的一切文獻、文物、藝術品，以及書中寫及的清代所有生活實物，如衣飾、用具等等，無所不包。
我向王昆侖副市長建議：要請公安戶籍部門在北京市城、郊做一次全面的調查記錄，具體要求是記錄所有尚能知曉其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