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人也熱情，就對我說：你們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舉，你們怎麼不去參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動，就推誠披膽地答說：這事我的處境很特别，也十分為難——我呼籲中央應創此舉，當然願為貢獻微力；但目下我僅被安排為顧問，沒有讓我們參加實際工作的指示。
所以為難的正是：願貢微力，尚無機會；而若不去貢力，又怕落一個“知識私有”，不肯把心得經驗拿出來的批評。
所以我正不知如何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劉女士聽了，毫不猶豫地說：“這事好辦——你勿過謙，由我去找老馮，我一力推薦!”她興沖沖地作辭而去。
隔了不久，她寫來了信函，内言：我去對馮先生說了此事，他答雲，小組成員名單已定，是由×××批準了的，沒法再更動了，雲雲。
此後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隻記得當時校勘成員骨幹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們來問過幾個定字待決的難題。
其後，周雷一次專來訴說，他與馮組長為校勘取舍争論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關方面反映此一事态。
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論細情實況，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講話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會發生誤會或糾紛，背上嫌疑。
後來聽說校勘成員之外，為了作注釋，又特邀來了杭州的蔡義江、安徽的朱彤、黑龍江的張錦池三位。
住于“恭王府”，專職工作。
他們之中，後來朱、張兩位來訪過，談到作注中的個别問題及研考的收獲。
1982年，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問世了，我接到通知去開祝賀會。
這真是紅學上一件大事，應當載入史冊，因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說“程乙本”，其實也不真對，隻是個“雜校本”而已。
，使廣大讀者得見接近雪芹原筆的較為可信的本子此新校本亦非盡善，有待改進之處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義江與梁歸智的新校本(帶注，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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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們的大彙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難梓行，隻因部頭太大，上千萬字，排校難度極其巨大，尚不知其命運如何。
我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籲，向當時的中央寫信上書，及至1976年“四人幫”倒台，我還因此受了一回“審查”——宣傳我與“四人幫”有來往，單位貼了大字報(内蒙古大學林方直教授正趕上看見)，軍宣隊的政委要大做文章。
在此事件上，同事們卻不乏人出來講話，如袁榴莊女士就曾出面仗義直陳：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與政治無關，他不過是書生，為了他所關心的文學事業……(大意如此)。
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當時也有人來慰問，有真心關切安危的，也有為人作“探”的。
總之，一場風波不小，我為了讓我們的文化建設能斥僞存真，對此毫無怨尤之心懷，即使無功有過，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績，也無競争之意。
“四人幫”倒台後，文化部對該小組派專人審查其來由、性質、實況，有兩位同志前來專訪，我依囑寫了報告，并将女兒周麗苓當場作的那份記錄一并聲明提供部裡審查參考。
這段曲曲折折的經過，隻極少數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現訛傳、欠确以至歪曲的傳言。
例如有人在公開場合宣稱：周某人對于《紅樓夢》校印新本一事，毫無關系——成立“小組”也與他無涉，雲雲。
我覺得曆史真實還是重要的，不應扭曲與抹殺。
故粗述過程如上。
為了說話負責，以昭信實(恐年老記憶或有小誤之處)，特為請詢了當日開會在座、後任此新校本的責任編輯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熱情地提供了所憶細節，與我記憶完全符合。
他連我女兒在場一事都記得，而且順便說了兩點：(一)馮先生任此組長之前，主筆過署名“洪廣思”的《紅樓夢——一部階級鬥争的形象曆史》一書，也由該社出版。
我方明白他出任組長是有來由的。
(二)此“小組”立功後，即升格永存——亦即現今之紅樓夢研究所的“前身”。
所言曆曆不爽，且可補我追憶不備之點。
詩曰：
芹書白璧陷青蠅，斥僞存真百計營。
何必言功非為己，卻防讒忌到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