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新本《紅樓夢》的來由，《倡導校印新本〈紅樓夢〉紀實》一文粗有叙記。
那主要是想說明：從1947年起，與家兄祜昌立下誓願，一為努力恢複雪芹真本，二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間流行的僞本與學界不甚精确的考證結論。
上文隻叙了一個問題，如今再追述在以前的經曆——複雜，曲折，鮮為人知。
《紅樓夢新證》本體完成于1948年。
《燕京學報》第五十期登出拙文《石頭記三真本之脂硯齋評》，文末提到撰作那部書稿的事——初名《證石頭記》。
此文出後，引起不少人注意，包括朱南銑、文懷沙、張慧劍、黃裳……諸位(以下行文為避繁贅而省篇幅，俱不具稱某某先生。
但絕無失禮欠恭之意)。
張氏在滬上《新民報》發文贊賞，朱氏洽借“甲戌(錄副)本”……而黃裳(南開中學同窗摯友)則主動寫信，推薦此書稿交開明書店出版。
黃裳信函是寫給葉聖陶的，遂将此信并書稿寄與葉老。
久之，原件退回(内中連一紙退稿便箋亦無)。
而此際文氏亦已注意到《證石頭記》，他拜訪孫楷第教授(因拙文中提到他)，詢問我在何處，要謀一面。
孫老設晚餐，派夫人來邀我去一會——但孫太太隻言“文化部來人要見你，孫先生請吃晚飯……”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滿室淩亂不堪，火車票都已訂好，急于趕車回津(已放寒假)，心緒如麻，實難應命赴宴款談，隻好懇辭。
孫太太連來兩次，終于無法解決。
此事定會讓孫老很不體諒。
及假滿回校，清華大學友人周祖NFDB5來晤時，忽談及他與文懷沙因某場合見面，也提起我“拒不接見”的事，說我這個人如此“狂傲”，架子何其大也!周即答言，與我交久，深知其人最為儒雅謙和，斷無此理——當時必有緣故……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于為《證石頭記》出版的要事——而孫太太懇邀時并無一言及此也。
話要簡斷：由此我這才與文懷沙取得聯系。
約好将書稿交他。
家兄祜昌比我還重視，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将近四十萬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繕出來，交付完妥。
我1951年秋，受成都華西大學電聘，去做外文系講師(因聞在宥教授于StudiaSerica學報上見到我一篇研究陸機《文賦》的英文論文。
其時我尚在燕京大學中文系研究院)，于次年5月1日到達華大。
當年秋高校大調整，我調入四川大學，冬季開始分批接到書稿的校樣(滬排，寄北京文懷沙轉我，我校畢寄還文處。
如此往複多次方全部校完)。
到1953年9月5日，我收到了樣書。
書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長風書店發行。
文懷沙不喜《證石頭記》這個名字，建議改成了《紅樓夢新證》——是針對胡适的《考證》而取義的。
他還請沈尹默題了封簽，蔣兆和夫人蕭重華繪了清代旗裝少女的圖像。
見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書問世後，其反響可謂名副其實的盛極一時——但也很快招來了莫大的“後果”。
“盛況”一言難盡。
今隻舉幾項罕逢的現象，或亦可為出版史、學術史上的一頁轶聞掌故。
先說上海，長風書店門前排隊了，書出脫銷，連三個月内趕出三版。
大學者張元濟(菊生)、顧廷龍等皆在閱讀——此聞在宥到滬後特函相告。
不久張菊老令兒媳代筆來函詢問一二問題，随後又親筆複我去函(他病癱已久，原不能書寫，因高興破例親書，然手顫，書字幾不能辨識)。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來信，說：“文代會”上幾乎“人手一編”，某單位已要調你……
在成都，川大圖書館館長告訴我：“館裡一次買了十部!”(說時以手指比畫為十叉狀，因蜀音“四”、“十”難分)。
校中師生多人在購讀，一位不熟識的外文系教師忽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了!”聞之愕然，忙問何事相累。
他說：“我日來患了重感冒，正在難挨，誰想你的大作忽然買來了，我這一開讀不打緊，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還多!這兩日才剛好些……”諸如此等，佳話趣談甚多。
在海外，很快盜版了。
美國趙岡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國賣多少美元?連看舊了的一部，也要驚人的高價呢!……”
在英國，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證》多處(據雲七十餘處)并注雲：篇幅如此“重”(heavy)的學術論著，三月連出三版，印數高達一萬七千，實印刷史上罕見之例。
如此叙來，不必再舉，已足證明我在彼時已成了“紅人”——誰想，這部書也就招來了嫉嫌，以緻把我卷入了一種“險境”之中——此險境真可謂多方受敵、四面楚歌，而當時我這三十三歲的“大孩子”尚在“春風得意”之中，一點兒也無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風波之航與荊榛之旅——
先是友人傳來“内訊”：社科院文研所已準備調我。
其後受阻而告“内消”。
再後則原燕京大學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學出版社聶绀弩(古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