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三人一緻認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應出好本新本。
三人也一緻認為，此次徹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應推“庚辰本”為校勘底本，因它現存回數最多，較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廢棄舊本，改出新校本，保證質量。
周麗苓為我做了記錄(此記錄保存無恙)。
馮組長當時與我鄰座，曾問我“甲辰本”是何種本子。
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諸抄本中是較晚出的。
我問馮：此會為何未邀文學研究所的人參加?他答，這次來不及，容以後再請他們。
該小組組構伊始，友人劉瑞蓮女士一日來訪(我們是四川大學的舊誼，她彼時已調至人民大學，與馮其庸同為該校中文系講師，馮系借調至小組的，那時與中國藝術研究院尚無編制關系)。
她對紅學有興趣，人也熱情，就對我說：你們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舉，你們怎麼不去參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動，就推誠披膽地答說：這事我的處境很特别，也十分為難——我呼籲中央應創此舉，當然願為貢獻微力；但目下我僅被安排為顧問，沒有讓我們參加實際工作的指示。
所以為難的正是：願貢微力，尚無機會；而若不去貢力，又怕落一個“知識私有”，不肯把心得經驗拿出來的批評。
所以我正不知如何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劉女士聽了，毫不猶豫地說：“這事好辦——你勿過謙，由我去找老馮，我一力推薦!”她興沖沖地作辭而去。
隔了不久，她寫來了信函，内言：我去對馮先生說了此事，他答雲，小組成員名單已定，是由×××批準了的，沒法再更動了，雲雲。
此後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隻記得當時校勘成員骨幹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們來問過幾個定字待決的難題。
其後，周雷一次專來訴說，他與馮組長為校勘取舍争論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關方面反映此一事态。
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論細情實況，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講話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會發生誤會或糾紛，背上嫌疑。
後來聽說校勘成員之外，為了作注釋，又特邀來了杭州的蔡義江、安徽的朱彤、黑龍江的張錦池三位。
住于“恭王府”，專職工作。
他們之中，後來朱、張兩位來訪過，談到作注中的個别問題及研考的收獲。
1982年，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問世了，我接到通知去開祝賀會。
這真是紅學上一件大事，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