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入史冊，因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說“程乙本”，其實也不真對，隻是個“雜校本”而已。
，使廣大讀者得見接近雪芹原筆的較為可信的本子此新校本亦非盡善，有待改進之處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義江與梁歸智的新校本(帶注，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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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們的大彙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難梓行，隻因部頭太大，上千萬字，排校難度極其巨大，尚不知其命運如何。
我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籲，向當時的中央寫信上書，及至1976年“四人幫”倒台，我還因此受了一回“審查”——宣傳我與“四人幫”有來往，單位貼了大字報(内蒙古大學林方直教授正趕上看見)，軍宣隊的政委要大做文章。
在此事件上，同事們卻不乏人出來講話，如袁榴莊女士就曾出面仗義直陳：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與政治無關，他不過是書生，為了他所關心的文學事業……(大意如此)。
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當時也有人來慰問，有真心關切安危的，也有為人作“探”的。
總之，一場風波不小，我為了讓我們的文化建設能斥僞存真，對此毫無怨尤之心懷，即使無功有過，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績，也無競争之意。
“四人幫”倒台後，文化部對該小組派專人審查其來由、性質、實況，有兩位同志前來專訪，我依囑寫了報告，并将女兒周麗苓當場作的那份記錄一并聲明提供部裡審查參考。
這段曲曲折折的經過，隻極少數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現訛傳、欠确以至歪曲的傳言。
例如有人在公開場合宣稱：周某人對于《紅樓夢》校印新本一事，毫無關系——成立“小組”也與他無涉，雲雲。
我覺得曆史真實還是重要的，不應扭曲與抹殺。
故粗述過程如上。
為了說話負責，以昭信實(恐年老記憶或有小誤之處)，特為請詢了當日開會在座、後任此新校本的責任編輯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熱情地提供了所憶細節，與我記憶完全符合。
他連我女兒在場一事都記得，而且順便說了兩點：(一)馮先生任此組長之前，主筆過署名“洪廣思”的《紅樓夢——一部階級鬥争的形象曆史》一書，也由該社出版。
我方明白他出任組長是有來由的。
(二)此“小組”立功後，即升格永存——亦即現今之紅樓夢研究所的“前身”。
所言曆曆不爽，且可補我追憶不備之點。
詩曰：
芹書白璧陷青蠅，斥僞存真百計營。
何必言功非為己，卻防讒忌到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