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北京文懷沙轉我，我校畢寄還文處。
如此往複多次方全部校完)。
到1953年9月5日，我收到了樣書。
書是棠棣出版社所印，由長風書店發行。
文懷沙不喜《證石頭記》這個名字，建議改成了《紅樓夢新證》——是針對胡适的《考證》而取義的。
他還請沈尹默題了封簽，蔣兆和夫人蕭重華繪了清代旗裝少女的圖像。
見者皆感到耳目一新。
此書問世後，其反響可謂名副其實的盛極一時——但也很快招來了莫大的“後果”。
“盛況”一言難盡。
今隻舉幾項罕逢的現象，或亦可為出版史、學術史上的一頁轶聞掌故。
先說上海，長風書店門前排隊了，書出脫銷，連三個月内趕出三版。
大學者張元濟(菊生)、顧廷龍等皆在閱讀——此聞在宥到滬後特函相告。
不久張菊老令兒媳代筆來函詢問一二問題，随後又親筆複我去函(他病癱已久，原不能書寫，因高興破例親書，然手顫，書字幾不能辨識)。
在京、津，高校老同窗來信，說：“文代會”上幾乎“人手一編”，某單位已要調你……
在成都，川大圖書館館長告訴我：“館裡一次買了十部!”(說時以手指比畫為十叉狀，因蜀音“四”、“十”難分)。
校中師生多人在購讀，一位不熟識的外文系教師忽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了!”聞之愕然，忙問何事相累。
他說：“我日來患了重感冒，正在難挨，誰想你的大作忽然買來了，我這一開讀不打緊，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還多!這兩日才剛好些……”諸如此等，佳話趣談甚多。
在海外，很快盜版了。
美國趙岡教授首次晤面即言：“您可知大著在美國賣多少美元?連看舊了的一部，也要驚人的高價呢!……”
在英國，有一部著作，引及《新證》多處(據雲七十餘處)并注雲：篇幅如此“重”(heavy)的學術論著，三月連出三版，印數高達一萬七千，實印刷史上罕見之例。
如此叙來，不必再舉，已足證明我在彼時已成了“紅人”——誰想，這部書也就招來了嫉嫌，以緻把我卷入了一種“險境”之中——此險境真可謂多方受敵、四面楚歌，而當時我這三十三歲的“大孩子”尚在“春風得意”之中，一點兒也無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風波之航與荊榛之旅——
先是友人傳來“内訊”：社科院文研所已準備調我。
其後受阻而告“内消”。
再後則原燕京大學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具言人民文學出版社聶绀弩(古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