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調我來“重整旗鼓”。
未料此策失靈，也不知怎麼反複決策：硬命令堅持那個“程乙本”。
再說說我這“紅人”的事——
大約我剛返京華，《文學遺産》創刊版在報上問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對《新證》提出批評，記得其要點之一是說曹雪芹還是“漢軍”，而拙考謂為“内務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異”，是“錯”的，雲雲。
約在1948年，俞平伯已為《圖書》撰文發表，大意表示兩點：一、自己無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則“自傳說”即不複能成立了，雲雲。
我也發了一文，指出胡氏反響雖隻同意“一半”，但對此題之讨論表現了很大熱情。
随後，又有署名“粟豐”的批評文章，大意是說我的觀點不正确，對“寫實”的概念有不同見解(魯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一義，加上雪芹原文“實錄其事”等等，我很強調芹書與西方虛構小說不同，而這是它“自傳性”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須“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對)。
以後，《文學遺産》及其《增刊》還有其他鴻文續予批貶。
我這部“走紅”為時甚暫的“大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
聶老函邀時，由該社重印《新證》(給高酬)是一個許諾條件。
但事勢發展後，再也不提這一協議了。
我剛回京，首次見聶老，就對我說：《新證》出後，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問，但相信這不會是訛傳。
如今證實，見徐中遠著《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有兩處提到《新證》。
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傳聞，這對我此後的“命運”影響如何?也不深知，無從探究。
但當年下半年，批俞批胡運動就逐步展開而升級了，我很快變成了“資産階級胡适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來越兇，有一篇說我“比胡适還反動”!
我由“紅”變“黑”了。
爾時我年方三十四歲，哪裡經過(理解)這麼複雜而嚴峻的“形勢”，吓得驚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純學術著述到底具有何種大逆不道的“極端反動性”。
雖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後來方知：美國有一位紅學家叫米樂山(Miller)，在其專著中把我叫做“紅色紅學家”。
這真有趣之至。
詩曰：
一證《紅樓》百事叢，當年辛苦倍貧窮。
青衫學子曾何計，異日吹求出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