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自叙，追憶舊事前塵，原不想多談紅學的事，可是朋俦友好與天下讀者諸君子卻持不同意見，說不提紅學，你的回憶錄還有什麼看頭?這下子我真為難了——不是“寫”之難，而是一寫就牽涉到許許多多的人事，從上到下，自昔及今，關系、内幕，太複雜了，我如何落筆而能不受更厲害的攻擊與辱罵?實不得已，乃出“新招”：我不提攻擊辱罵，專提“褒揚贊述”(《聖教序》中語也)，字字句句有據，這大約就“無懈可擊”，讓那些想吹求詭辯者“無隙可乘”了吧?
事實上，《紅樓夢新證》出版後，收到的題詞和信劄數量那是太多了，大家的盛意高情，不應不讓人略知大概。
信劄因曆劫難已不全存，存者也檢錄維艱——天幸那些題詞，我卻于舊年輯錄成一冊子，這就方便多了。
如今選抄若幹首，以飨同好，或許有些意味，則何幸也。
《新證》所獲詩詞，數量之多，獎掖之盛，首推顧師羨季先生(随)。
他賜詩有絕句，有律詩，有詞曲(信劄在外)。
有一首《木蘭花慢》，最是難得。
那是長調，其下半阕寫道是：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書成。
等慧地論(平聲)文，龍門作史，高密箋經。
分明去天尺五，聽哲人褒語夏雷鳴!下士從教(平聲)大笑，笑聲一似蠅聲。
家兄祜昌讀詞至此，擊節傾倒，比我還高興。
這首詞音節特美，如“京”“明”二字，這是句中的“暗韻”，是本調的定格。
“燕京”二句以下，“等”字領起的三排句，是全篇的重心，亦即褒獎的要點，先生是說：這部拙著是綜合了三大“體性”：好比劉彥和的作《文心雕龍》、司馬子長的著《史記》、鄭康成的箋注經書——把三者融為一體，即文評、史證和箋詩那樣的内涵與功夫。
這種評價，實在是太高了。
我如何克當得起?但心裡卻又是激動的——因為顧先生手眼俱高，也從不虛獎過譽——何況是師生之間，不同于世俗酬應。
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絕非偶然之事。
(附注：慧地，劉勰的法名。
龍門，太史公的尊稱。
高密，鄭康成的籍地。
三者各用代詞而取義個别，是由于填詞要依聲律，故需變通。
)雖然詩詞韻語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ND461辭，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畢竟先生已經指出了一個事實：《新證》兼有三長，而不是像有些人隻看到它的“考證”。
蓋學術詞章，訓诂義理，是中華大文化中的綜合性精神命脈，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難。
先生的溢美，一則是對學生的鼓勵，二則必亦從中有所感受，方能如此下筆，豈有無端無故之理。
因此，竊以為舉先生此詞，也就足以冠冕群倫，标示品位，不須多事羅列了。
依次，若舉詞家兼大學者的賜題，則有缪彥威(钺)先生，他是曆史系老教授，又治詩詞學，著述甚富。
《新證》之初出與增訂，均蒙他熱情題贊，今錄三章，亦難備及：
其一
平生喜讀石頭記，廿載常深索隐思。
幾見解人逢阮裕?還從自傳證微之。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交親耐盛衰。
史事鈎稽多創獲，把君新著可忘(平)饑。
其二
公子才華早絕倫，更從桑海曆艱辛。
能知貴勢原污濁，善寫胸懷見本真。
脂硯閑評多痛語，寒氈情話怅前塵。
掃除翳障歸真賞，應發光輝萬古新。
這兩首七律是初見滬版時所題。
缪先生這種律句為他家不易比肩之處，在于不是泛辭抒感緻獎，而是句句有内容，緊扣所題對象的重心特色——亦即詩人感受最深的旨義。
詩句自然而又考究，不事雕琢而有學者氣質。
如第一首，即是史學家的特殊手筆與見解：重點在抉出《新證》在考史方面的創獲(這一點，國内謝國桢、香港中文大學牟潤孫、華西大學梁仲華……諸位老教授，皆史學專家，他們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一意見)，而又指出：考史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