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過錄靖本朱批”已在學術上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與混亂，關系到紅學幾個最關鍵的問題，對此，要負責任，要出示證據，以防人言可畏。
這都過去了幾十年了。
時至今日，大陸與台灣的學者都有評議發表了。
江蘇的石昕生先生，與毛氏為好友，而石先生已發表論文數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僞之迹。
還有李同生先生，也對揭僞舉出了力證(毛據俞輯的脂評的某條而“改造”時，不知俞輯本有漏誤，他照抄襲俞之誤。
這使得僞迹無可詭辯)。
台灣學者進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論點而僞造朱批，寄與俞氏，俞不能識，反以為己說獲得了力證，落入了毛的設計。
前幾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劄，内言拟将我舊年給他的信件(還有其他紅學研者如吳恩裕等人的)編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對他曾在南京會上攻擊我的往事謝過，說他原不懂什麼、我不必與他計較等意。
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編印計劃，因那都是當時不明真相的言辭，如不經我同意而擅自發表，要負法律責任(此複函有複印本，并分寄與學友存證)。
近來忽又有上海的魏紹昌在貴州《紅樓》期刊上發表了一批俞平伯緻毛國瑤的信劄的排印文字。
魏君是公開支持毛國瑤、相信“靖本”的人，也許這和毛的來信所打算的編印諸家信件一事有所關聯。
對于魏君發表所輯俞函的說明介紹，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評議。
這都很有關系。
我叙此案的粗略經過，用意是在說明：研治紅學的事是多麼複雜而艱辛、離奇而怪異——這在“學術”範圍之“内”還是之“外”?一個人有多大精神智慧能力，來應付、“處理”這些做夢都想不到的事相?
我經的卻又不止這一件奇情異事，當相繼而來的幾個關鍵問題都與己所考證針鋒相對，“證據鑿鑿”——這情勢之下，考驗自己應持何态度，可真非小事一段。
例如當有貴州學人葛真先生，見了我的《靖本傳聞錄》，就賜函說我“已經到了‘真理’的門前，卻又後退了!”是責我應當相信毛輯“靖本”之批也。
這可能代表相當一些人的看法。
動搖嗎?許多疑點未清。
“固執”己見嗎?要有充分的反論證破之，方能巋然無怯，去承受作僞者的反擊和輿論“微詞”。
詩曰：
誰道研《紅》樂不疲，駭情怪狀日方滋。
道高一寸魔千丈，感歎愚人小慧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