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由，因為它是紅學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牽涉到很多學者與論者。
所謂年表，就是以生卒年之推斷作為出發點，将雪芹生平幾個可以捕捉的事象重點按年頭順序排出來，标明清朝年号紀年、甲子幹支、西曆紀年，各有關年下注明雪芹寫作、活動、遭際……的蹤迹，如此可觇這一文星的大緻“事狀”，也可供深入探研的參證，眉目粗具，雖系粗枝大葉，卻提供了一種“框架”式的方便“法門”。
這種做法，不但“無可厚非”，而且是治史學常用的一個好方式。
可是我的“年表”卻遭到了反對與譏嘲，成為一大“錯誤”。
胡先生反對，是因為我用“年表”來證明拙考生卒的道理，而他不同意“生得太晚”(并無實際論據，隻出于想當然)。
他勸我“收起來”，語氣倒還是與人為善的。
俞先生反對，與胡不同者有三點：一、“年表”的辦法原是他首創的，見于1923年的《紅樓夢辨》。
二、但到了1948年我也另作“年表”時，他卻表示了異議——異議不是年表排的是非正誤的問題，卻變成了排年表根本不可能的表态。
三、他行文的口吻顯得很特别，頗帶酸氣。
俞先生的心理活動，我始終理解不透。
這兒，就又要提到魯迅先生——提他不是說他與我有什麼關系(他未及見到拙文)，而是應該說明：這位大師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中專論《紅樓夢》時也采用了“年表”!
這在此書的初版兩卷本裡，十分鮮明，現行本是後來删去了，以故很多人也不知曉。
有趣的而且重要的是年表的形式雖删，“精神”仍在，并未消失。
證據就是先生在叙論中
說道：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頃)，有小說曰石頭記者忽出于北京，曆五六年而盛行。
然皆寫本，以數十金鬻于廟市。
其本止八十回……
我早時初讀先生此語，就心想：那“曆五六年而盛行”是怎麼得知的?定有依據。
及見未删本的年表，方知這都是那表中所列的年次。
附帶一言：先生在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