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運用“年表”，亦非一例，如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中，即有年表一幅——盡管那非關作者，而治學精神是一緻的。
魯迅先生為何後來又将第二十四篇之年表删去?沒見有誰舉示理由。
若假想是因為“年表”中有參用小說人物與作者混同、即犯“自傳說”之嫌，我難以苟同，因為他始終認為曹雪芹是寶玉的“模特”，“整個兒的進了小說”!
這樁小說史重大公案，還有待高明碩學做出研究講解。
至于我，承蒙胡、俞兩位先生見教，雖有熱冷之分，我同樣感荷不忘。
這是因為，沒有他們的鼓舞與迎頭冷水潑來，就不會激發我走上紅學之路，而且百折不撓。
那時我心裡有一句話：“我一定要将年表做出來給你看!”
于是，我由學“洋文”轉入了學“紅文”，直至今天；《紅樓夢新證》乃此誓言之結果也。
很清楚：《新證》正是一部“特大年表”，豈有他哉。
詩曰：
多感迎頭語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紅文好，年表排來幸已成。
［附記］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給他的老師知堂的一封信劄中有兩處提到我：一是說“……‘舊時真本’《紅樓》的系續書之一，決非原作。
……汝昌君好奇之過耳。
……”二是說我主張雪芹卒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滿洲包衣之說“亦是錯誤的”。
謹按：前者之出處，不止《續閱微草堂筆記》，類似之記載頗可互證；且我也曾表示過：縱非原著，也當出于知情者依據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般不相幹的“續書”“仿作”者所能想象而至。
後者實因他主張“壬午說”，遂斷癸未為“錯誤”，不留商讨餘地了。
近來學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貴州《紅樓》即發文為“癸未說”做出補證，具有學術說服力。
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見矣。
旗籍問題，早已無人再信“漢軍”。
俞先生函告知堂可去閱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學遺産》創刊号上發文，率先批評拙著《新證》的那種意見，口氣十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