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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氓先生負責國家的古典圖籍整理編印的大業。
在他主持下，連《大藏經》這樣的巨帙也得以重印流傳，功績可思矣。
其他無待繁舉。
我與氓老初無機緣結識。
後來竟有數面之緣，而這卻是關系紅學史上的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記。
我從這件事的意義來紀念他，比什麼都重要。
因叙此事，勢難避免涉及一些我原不願提的人情世故，這也無可奈何。
我想，借此留下一點無人能知的史實，也未嘗不是有用的垂鑒。
從我所能記憶的若幹細節(歲久年衰，大半模糊消失……)說起——
大約是1984年之夏，我從“八大人(明代“把台大人”，即“把總”之敬稱，日久訛為“八大人”)胡同”寓所(夏衍舊居)走上朝陽門南小街，欲往東四牌樓。
才走出幾步，頂頭遇見胡文彬先生，卻正是專意來訪。
見他面容嚴肅，像有什麼事。
因問他，如有事請即見示。
他說，還是到屋裡去講吧。
我們一同回到小齋款叙。
這次簡單的談話就是告知我：得到确信，一氓同志決意向蘇聯洽商出版列甯格勒所藏《石頭記》舊抄本。
拟派之人就是我。
我當時聽了，心裡反響有三點：一、以前似乎聽說過有洽訪此本的拟議，此次雖聞有訊，以為真正落實還在無定之中，未必即行。
二、佩服李一氓先生的識見，在浩如煙海的中華古籍中竟将此本列入議程，實出意外，也很高興。
三、當時研究此本的隻有二人，台灣的潘重規先生是第一個赴蘇探索的學者，撰有長文介紹；大陸則是胡文彬先生出版過專著，還是我題寫書名與序文的，他得見了部分照片書影。
那時對此本的估量意見不一，我因目壞事冗，終未深細了解确切情況。
記得有一次李希凡同志忽以電話問我對此本的看法，我冒昧地回答說：據介紹，開頭款式與庚辰、有正等本一樣，已無甲戌本的格局了；又雲是道光年間傳鈔之本，則年代太晚，恐怕其價值未必很高……
事後自悔，這實是“強不知以為知”，不負責任瞎說一氣，很不應該。
因此，很願将這個稀奇的本子了解一下，如有價值，即建議洽商影印。
心裡也盤算，如派我去并可以推薦同往者，即拟舉文彬之名。
可惜，我總是太書生氣了，事情的“發展”和我設想的可太不一緻了。
記得那回的辦事步子還真快，不久，有位沈君就來接洽了——他是古籍整理小組的人，李侃同志的助理，常在李一氓老處來往聯系。
他說的，與文彬之言相合。
遂約了日期去拜會一氓老。
且說李寓是内城東南角一帶，與敝居相去不太遠。
将到時，還有一座古牌坊的遺迹。
入宅後見院子很大，花木蕃多，也像個小花園，但無亭台之類。
客廳也很寬敞。
布置不是十分高貴奢華。
入門一小案上有一小盆山，生滿綠苔。
一氓老身材偉岸，不是文弱書生型；嗓音十分洪亮，表明體氣禀賦很厚，說話則是一口四川口音。
看他為人，因年輩地位皆高，見了我這樣的人，自然有一種長者的身份，但實際上他并無俗吏的官架子，是個平易近人的學者。
初會時，中華書局的總負責人李侃先生在座，正與李老對談，見我來了，趕忙“讓位”。
他笑容可掬，但不發話。
李老先說：給你一部書看——他從架上取下一厚冊洋裝書，看時正是新印的《大藏經》第一冊。
他的神情很欣悅，可見他對此書影印巨大工程感到喜慰。
我說：這是一個大寶庫，雖說是佛門典籍，也包涵着大量的中華文化的精華。
我們的會談隻像是學友随便閑話，并無拘束。
李老說了他的設想與願望，問我對“列本”的看法。
我那時也隻能照國内研者的初步議論來作答，但我十分贊同将此本争取影印的計劃。
這并不是什麼“正式”的公事職務性的洽談。
我記得還向他提出一個建議，應該将雪芹令祖曹寅的詩、詞、曲、文搜全，出一個全集，因為楝亭先生的文學成就實在很高，而世人認識尚很不夠。
他欣然答應了。
——這個題外話，後文再略續及。
訪蘇之議，進展不慢。
等到我下一次再被召去細談時，已有紅樓夢研究所的馮、陶兩位所長在座了。
事情起議之初，在主要派人上，沒有該所的關系。
後聞所内一位女同志說：所内聞訊，所長正在外出遠地活動，有同仁以特急電報召回的。
此後的事，也是該所内的人透露過。
長話短說，就是我逐步變成了别人的“随員”，大非初議時本系“正角”的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