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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繁話簡說——已到了規定日期的地步：1984年的12月。
當此隆冬到蘇聯嚴寒之地，我以六十六齡之弱軀，實有顧慮，興緻上也不太高，不願前往，遂專函向一氓請辭。
但李老意厚，不獲許，仍須勉力奮勇而行。
到這時，我想推薦胡先生幾位研究專家同行的打算，當然再也無從說起了，隻好給人家“挎刀”“打旗”——這其實是到後來的感覺和處境，初時還不太明晰其中奧妙。
12月下旬的一個雪夜，是啟程之行。
白天收拾很勞累，夜眠很重要，可是後半夜即所謂“晨”的四點鐘，就被喚醒了。
無奈何爬起來穿着“行裝”。
赴機場當然是本單位的車，在此方與馮所長同坐——事先這麼一段時間，毫無聯系。
到機場，見李侃先生已在，我上前打招呼，他仍然滿面春風，但也仍不發話。
我說：耳朵壞了，請多原諒關照，以免失禮誤事。
他也隻以笑容示答。
全程是八個小時整，我們的“級别”當然坐在後排。
這兒不是“入睡”的地方。
好容易降臨莫斯科。
因時差之故，蘇都此時已是下午很晚的時刻了。
下機入境，軍警夾路，檢查站驗了證件，目光犀利嚴峻——我很奇怪：三人不是“一行”的公文證件，是分着驗行的。
我在最後，馮李二公早已遠離。
一位小官員接待了我們。
官是隻與所長交談的。
我書生氣仍重，冒昧問話，他看了我一眼，不答。
轉眼之間，所長不見了。
我與李公被引上一輛公共汽車式的大座車。
在此枯坐了近兩小時之久，不知何故，心中着實納悶。
我問李侃：怎麼不見馮先生上車?他答，他早已由專車接到使館裡了。
直到此時，我的“随員感受”方才具體化起來了。
從夜四點鐘到此，目不合睛，近七十歲的人，隻好“振奮”自己的精神，耐心等待。
終于，我國航機全組人員登車了——方悟是等他們(也住宿駐蘇使館内)才一起開車歸館。
車到我國使館，不容喘息，我們大使立即接見——他當然不體會我們的行程是已曆多久，而且無一分鐘真正休息。
那時，滿廳的明燈，已是夜間。
記得是李公把公函遞交與大使同志，大使便向馮、李二位問話開談。
他們談了不少。
最後，大使對我發問：你有什麼意見?
我的發言肯定不會很“精彩”，這是因為：一、太疲勞了；二、我感覺我在此行中注定不會起到什麼重要作用。
當然，我發言總是遵守行前李老的托付與叮囑的精神。
我們大使對此洽取《石頭記》一事很予重視，他為我們三人于某晚特設專宴招待。
席間，馮所長因患病高燒不能支持告退。
大使問我：你看我有多大年紀?我說五十歲光景。
他聽了說：你這麼說我可太高興了——我已六十歲了!
因又提北京住處，他住東單一帶，問我住處，須走多遠?我說“朝内”(朝陽門内的京語簡稱)南小街，到東單(東單牌樓)最多步行不過一刻鐘。
他大約離返國不遠，當時有互訪之意。
詩曰：
雪夜嚴程地似冰，雲霄萬裡到蘇京。
官員隻與官員會，奉使何嘗衣繡行。
古有“繡衣使者”之語。
亡兄祜昌來函曾用之以壯行色，閱之不覺失笑，誠解嘲之謂也。
中
目标不在莫斯科，而是列甯格勒——今複名聖彼得堡。
我們坐的似乎是“專列”，因為車上十分清靜，陪同的是李福清、孟勃夫兩位漢名的蘇聯漢學專家，此外有一名使館協助的青年翻譯。
到站了，平平靜靜走出車站，我穿的是呢子大衣，一個羽絨服的輕便塑料包兒是李福清先替提着。
他總圍随我予以照顧，心裡很感謝他。
上車直奔一個國際賓館式的住處。
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房屋家具，一切用物，聞說皆從本國運來，所以住下還像“在家裡”一樣，頗為惬意。
一到賓館，可就不同了——我素來最怕住“高級”旅寓之類地方，加上蘇聯的風格習俗都不同了，可真不自在。
尤其可畏的是這兒的慣例是将屋内暖氣弄得極熱，與外面零下的嚴寒要走走“極端”；凡到一處，進門即是“櫃台”，有女士專管存放衣服，進來後立刻須脫掉大衣，連帽子手套，一齊交付，換一号牌，到出門時憑牌領取衣帽。
在這兒，一進屋立刻熱得隻須穿襯衫。
這也“罷了”，麻煩的是我這陌生老人來此是“進行活動”——一時傳喚要到哪裡去了，急忙在“蒸籠”内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