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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個家，又換個别号。
捧一個女戲子，又換一個别号。
本來，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種心境，名字為什麼不能随時随地跟着變幻的心情而轉移？
《兒女英雄傳》①裡的安公子有一位“東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
他替東屋題了個園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
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
安老爺看見了，大為不悅，認為有風花雪月玩物喪志的嫌疑。
讀到這一段，我們大都憤憤不平，覺得舊家庭的專制，真是無孔不入，兒子取個無傷大雅的别号，父親也要幹涉，何況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過是欣賞自己的老婆，更何況這兩個老婆都是父親給他娶的！然而從另一觀點看來，我還是和安老爺表同情的。
多取别号畢竟是近于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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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兒女英雄傳)，章回小說，清人文康著。
我們若從事于基本分析，為什麼一個人要有幾個名字呢？因為一個人是多方面的。
同是一個人，父母心目中的他與辦公室西崽所見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離不同。
有人喜歡在四壁與天花闆上鑲滿了鏡子，時時刻刻從不同角度端詳他自己，百看不厭。
多取名字，也是同樣的自我膨脹。
像這一類的自我的膨脹，既于他人無礙，何妨用以自娛？雖然是一種精神上的浪費，我們中國人索來是傾向于美的糜費的。
可是如果我們希望外界對于我們的名字發生興趣的話，那又是一回事了。
也許我們以為一個讀者看到我們最新的化名的時候，會說：“哦，公羊浣，他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用的是臧孫(蟲帶)(蟲東)的名字，在××雜志投稿的時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蓮，櫻淵也是他，有人說斷黛也是他。
在××報上他叫東方髦隻，編婦女刊物的時候他暫時女性化起來，改名商煙婵，又叫女(女危)。
”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記這一切，尚且是希望過奢，何況是個文人？
一個人，做他自己分内的事，得到他分内的一點注意。
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動了，也就被忘懷了。
社會的記憶力不很強，那也是理所當然，誰也沒有權利可抱怨……大家該記得而不記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與我同名的人有兩個之多，也并沒有人覺得我們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級趣味。
中國先生點名點到我，從來沒有讀過白宇；外國先生讀到“伍婉雲”之類的名字每覺異常吃力，舌頭仿佛卷起來打了個蝴蝶結，念起我的名字卻是立即朗朗上口。
這是很慈悲的事。
現在我開始感到我應當對我的名字發生不滿了。
為什麼不另挑兩個美麗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點美與深沉，至少投起稿來不至于給讀者一個惡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誰說過：文壇登龍術的第一步是取一個偉麗觸目的名字。
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麼？
中國是文字國。
皇帝遇着不順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國運漸趨好轉。
本來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慶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結束。
對于字眼兒的過分的信任，是我們的特征。
中國的一切都是太好聽，太順口了。
固然，不中聽，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
話又說回來的。
要做俗人，先從一個俗氣的名字着手，依舊還是“字眼兒崇拜”。
也許我這些全是借口而已。
我之所以戀戀于我的名字，還是為了取名字的時候那一點回憶。
十歲的時候，為了我母親主張送我進學校，我父親一再地大鬧着不依，到底我母親像拐賣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在填寫人學證的時候，她一時躊躇着不知道填什麼名字好。
我的小名叫(火英)，張(火英)兩個宇嗡嗡地不甚響亮。
她支着頭想了一會，說：“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罷。
”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沒有改，到現在，我卻不願意改了。
(原刊1944中1月《雜志)月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