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這幾個人看守起來。
大船繼續航行，經過一個白種人還沒發現的島，叫拉羅唐砌，島上士人膽小，也還算友善，白顔不明白他為什麼不選作藏身之地，卻在英國人已經發現了的土排島登陸，士人聚集八九百入持械迎敵，結果沒有上岸，駛回塔喜堤，補充糧食，采辦牲畜，接娶戀人，又回到土排島。
這次因為有塔喜堤人同來，當地土人起初很友好。
他們向一個酋長買了塊地，建造堡壘。
克利斯青堅持四面挖二丈深四丈闊的水溝，工程浩大，大家一齊動手，連他在内。
不久，帶來的羊吃土人種的菜，土人就又翻臉，誓必殲滅或是趕走他們，一次次猛攻堡壘，開炮轟退。
漸漸無法出外，除非成群結隊全副武裝。
生活苦不堪言，佐了兩三個月，克利斯青知道大家都恨透了這地方，召集會議，一律贊成離開土排島，有十六個人要求把他們送到塔喜堤，其餘的人願意跟着船去另找新天地。
密契納為了做翻案文章，指克利斯青抛棄同黨，讓他們留在塔喜堤，軍艦來了甕中捉鼈。
其實是他判斷力欠高明，大家對他的領導失去信心，所以散夥。
回塔喜堤，諾朵夫認為是怪水手們糊塗，舍不得離開這溫柔鄉。
大概也是因為吃夠了土人的苦頭，别處人生地不熟，還是隻有塔喜堤。
仗着布萊一行人未見得能生還報案，得過且過。
克利斯青為了保密，大概也急于擺脫他們，把自顔一幹人也一并送到塔喜堤上岸。
第一次船到塔喜提的時候，按照當地風俗，每人限交一個同性朋友，本地人對這友誼非常重視，互相送厚禮，臨行克利斯青的朋友送了他一對完美的珍珠，被船長充公未遂。
這種交友方式在南太平洋别處也有，新幾内亞稱為“庫拉”(Kula)——見馬利腦斯基(B。
Malinowski)日記——兩地的友人都是一對一，往來饋贈大筆土特産或是沿海輸入的商品，總值也沒有估計，但是如果還禮太輕，聲名掃地，送不起也“舍命陪君子”。
收下的禮物自己銷售送人。
這原是一種原始的商業制度，朋友其實是通商的對手方，也都狠有大商人的魄力。
連南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也有同樣的制度，直到本世紀五O年代還通行。
都是交通不便，物物交易全靠私人來往，因此特别重視通商的搭檔，甚至于在父子兄弟關系之上——見哈呐(M.J.Harmer)著《吉伐若人》(“TheJivaro。
”)——塔喜堤過去這風俗想必也是同一來源，當時的西方人容易誤解，認為一味輕财尚義。
克利斯青最初準備隻身逃亡，除了抛撇不下戀人，一定也是撞撮島人的社會，滿想找個地圖上沒有的島嶼，投身在他們的世界裡。
但是經過土排島之難，為了避免再蹈覆轍，隻能找無人荒島定居，與社會隔離，等于流犯，變相終身監禁。
不管這是否他的決定，不這樣也決通不過。
白顔住在塔喜堤一年多，愛上了一個土女，結了婚。
英國軍艦來了，參加叛變的水手們被捕，白顔等也都不分青紅皂白捉了去。
原來出事那天晚上，克利斯青正預備當夜溜下船舷潛逃，在甲闆上遇見白顔，托他回國代他探望家人，萬一自己這次遠行不能生還。
白顔一日應允。
克利斯青便道：“那麼一言為定。
”不料船長剛巧走來，隻聽見最後兩句話，事後以為是白顔答應參加叛變。
出事後，布萊指揮那隻露天的小船，連張地圖都沒有，在太平洋上走了四十一天，安抵馬來群島，是航海史上的奇迹。
回國報案，轟動一時，英王破格召見。
跟去的十八個人，路上死了七個，剩下十一個人裡面，還又有兩個中途抗命，“形同反叛”，一個操帆員，一個木匠。
到了荷屬東印度，布萊提出控訴，把這兩個人囚禁起來，等到英國候審。
結果隻有木匠被堂上申傷了事，另一個無罪開釋。
布萊在軍事法庭上咬定白顔通謀。
白顔的寡母不信，他是個獨子，好學，正要進中津大學，因為醉心盧騷、拜倫等筆下的南海，才去航海，離家才十七歲，這是第一次出海，與布萊是世交，他母親重托了他。
案發後她寫信給布萊，他回信大罵她兒子無行，這母子倆相依為命，受了這刺激，就此得病，白顔回來她已經死了。
布萊對白顔是誤會，另外還有三個人，一個軍械管理員，兩個小木匠，布萊明知他們是要跟他走的，經他親口阻止，載重過多怕翻船，不妨留在賊船上，他回去竟一字不提。
遞解回國途中，軍艦觸礁，來不及一一解除手鐐腳拷，淹死了四個。
這三個人僥幸沒死，開審時，又幸而有邦梯号上的事務長代為分辯，終于無罪開釋。
布萊不在場，已經又被派出國第二次去南海取面包果。
這時候距案發已經三年，輿論倒了過來，據密契納說，是因為克利斯青與另一個叛黨少年士官，兩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個法學教授，兩家親屬奔走呼号，煽起社會上的同情。
而且布萊本人不在國内，有人罵他怯懦不敢對質，其實他早已書面交代清楚，并且還出版了一本書，說明事件經過。
不管是為了什麼原因，也許是“日久事明”，軍事法庭第二次審這件案子，結果隻絞死三名水手，白顔等三人判了死刑後獲赦。
十八世紀末，英國海軍陸續出了好幾次叛變，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後一次在倫敦首善之區，鬧得很大。
但是鎮壓下來之後，都被忘懷了，惟有太平洋心這隻小型海船上的風波，舉世聞名，曆久不衰，卻是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族宣傳之力。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似乎是：隻有這一次叛變是成功的。
不能低估了美滿的結局的力量。
主犯幾乎全部逍遙法外，享受南海風光，有情人都成眷屬，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
出事在西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國大革命，從某些方面說來，甚至于都沒有它影響大。
狄更斯的《雙城記》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人對法國革命的感覺，同情而又恐怖憎惡，不像邦梯案是反抗上司，改革陋規，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
在社會上，人生許多小角落裡，到處都有這樣的暴君。
布萊除了航海的本領确是個人才，也跟克利斯青一樣都是常人，也是他成為一個象征之後，才“天下之惡皆歸之”。
邦梯事件後二十年，顯然已成定論。
船名成了他的綽号：“邦梯·布萊”。
但是官運亨通，出事後回國立即不次耀遷——軍事法庭上法官認為有逼反嫌疑，責備了他幾句，那是沒有的事。
影片代觀衆平憤的——此後一帆風順，對拿破侖作戰，又立下軍功。
生平下屬四次叛變，連邦梯出事後歸途中的一次小造反算在内。
最大的一次叛亂，是他晚年在澳洲做新南威爾斯州長，當地有個約翰·麥卡塞，現代澳洲教科書上都稱他為偉大的開荒畜牧家，奠定澳洲羊毛的基礎，但是同時也是地方上一霸，勾結駐軍通同作弊，與州長鬥法，手下的人散布傳單罵“邦梯·布萊”：“難道新南威爾斯無人，就沒有個克利斯青，容州長專制？”布萊無子，有六個女兒，那次帶了個愛女與生病的女婿，到錫尼上任。
現在的大都市悉尼，那時候隻是個小小英屬地，罪犯流放所。
布萊的掌珠不但是第一夫人，而且是時裝領袖，每次有船到，她母親從倫敦寄衣服給她。
一次寄來巴黎流行的透明輕紗長袍，粘在身上。
——法國大革命後開始時行希臘風的長衣，常用稀薄的白布縫制，取其輕軟，而又樸素平民化，質地漸趨半透明。
那時候不像近代透明镂空衣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