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
而且大衆是抽象的。
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裡去找尋靈感。
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
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裡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态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秤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裡銜了一會兒。
我拎着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
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裡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
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願。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噜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别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着，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
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
”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
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裡面，粉紅絨裡子上曬着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
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着，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顔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着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
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後跟着母親過。
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餘錢兼顧到衣裝上。
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
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隻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
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
可是太直率的對照。
大紅大綠，就像聖誕樹似的，缺少回味。
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
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
”《金瓶梅》裡，家人媳婦甯蕙蓮穿着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着；西門慶看着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顔色。
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
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複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裡可以找到。
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随便參觀，非得讓店夥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
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麼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其繁複，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
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
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榈樹的葉子半掩着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着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裡；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
有一種橄榄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着風雷。
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着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着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鈎，像中世紀禮拜堂裡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顔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隻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
混合色裡面也有秘豔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裡的太陽。
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Gogh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着色不夠強烈，把顔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對于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随身帶着的一種袖珍戲劇。
這樣地生活在自制的戲劇氣氛裡，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麼？（契诃夫的“套中人”，永遠穿着雨衣，打着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