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詩作中一小部分）。
今後我們還将繼續收集出版。
古人說：“詩言志。
”現代人常說：詩是真實感情的流露。
的确，通過革命烈士的詩作，我們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們的偉大襟懷；這些詩，都是革命者的偉大心聲。
同時，詩歌又是最易傳誦、最能動人心弦的，因此，許多烈士的詩作，雖然隻有短短的幾行，但讀起來有時卻比千行長詩更有力量，更能使人感動和受到鼓舞。
烈士們是知道自己的曆史使命的。
因此，他們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寫詩作歌的使命。
李大钊同志寫《在太平洋舟中作》、《送幼蘅詩》，鄧中夏同志寫《新詩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寫《勞動節歌》，楊靖宇同志寫《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歌》，李兆麟同志寫《露營之歌》，塗正坤同志創作民謠……都是他們直接用自己的筆，創作了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宣傳鼓動的詩歌。
從小就寫詩，後來成為革命詩人的殷夫同志，不愧為“曆史的長子”，“海燕”，“時代的尖刺”（《血字》）。
他的大部分詩歌都是配合當前任務的。
他是我們共産主義的、無産階級的詩人。
他有幾句詩，很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對詩歌創作的态度：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一切——都是鋼鐵：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紀律！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這幾句詩，真可以作為青年讀者們的座右銘。
詩人把鋼鐵的語言和鋼鐵的頭腦、鋼鐵的紀律并舉，可見烈士對于寫作是怎樣的嚴肅而認真。
另一位青年詩人陳輝烈士也在他的《獻詩》裡寫道：
人民就是上帝！
而我的歌呀，
它将是
伊甸園門前守衛者的槍枝！
由此可見，烈士對于詩歌創作的意義看得怎樣莊嚴而隆重。
這樣的詩是戰鬥的詩。
這樣的詩人是戰鬥的詩人。
他們首先是革命者——幹革命工作，然後才是寫詩。
寫詩也是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
他們首先是共産黨員和革命家，然後才是詩人。
寫詩正表達了作為共産黨員和革命者的他們的崇高理想。
三
我們目前收集到的革命烈士的詩歌遺著，還很不完全——這有待于逐漸發現、搜集，有賴于後死者的我們和廣大讀者繼續不斷地收輯。
但是，僅從這本詩抄——這塊園地裡，我們已經看到了萬紫千紅的盛景，看到了烈士詩作的高度政治價值和藝術價值，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創作方法和風格：有現實主義的，有浪漫主義的，但都是無産階級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而且許多是二者相結合的。
——在這方面也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我們大家都知道，烈士們自己都是深入生活的革命戰士，和人民有密切的聯系；都參加了火熱的、劇烈的實際鬥争。
他們的詩作都寫出了自己愛祖國、愛人民和對黨忠誠的熱烈感情，顯示了他們豪邁磅礴的氣魄、堅定不移的意志和對革命勝利的信心。
這些詩作的思想性，無疑都是強烈的。
它們的藝術技巧水平，雖然各個作者是不平衡的，但是應該指出：像李大钊同志憂時憂民的詩篇，是非常精練純熟的玉振金锵之作。
像蔡和森、羅學瓒、劉伯堅、袁國平、李少石、呂惠生、續範亭、任銳、李貫慈、許曉軒……諸同志的舊體詩詞，像恽代英同志在獄中寫的一首七言絕句，羅世文同志臨難時寫的一首五言絕句，黃誠同志的七律二首，朱學勉同志的七律一首，以及蕭次瞻同志獄中遺詩三首，陳法轼同志的五言律詩一首等作品，作者都掌握了相當熟練的技巧，可以看出，他們在我國古典詩詞方面都是很有修養的。
殷夫、劉紹南、方志敏、林基路、陳輝、葉挺、陳然、何敬平、蔡夢慰……諸同志的遺作都是新體詩，詩中也都飽含濃厚的詩意，可以說是琳琅滿目。
關向應同志僅存的一首《征途》，寥寥幾句，就很形象而富有詩意。
有些烈士既寫舊體詩，又寫新體詩。
例如鄧中夏同志的《過洞庭》（舊體詩），《新詩人的棒喝》《勝利》（新體詩）。
由于詩中燃燒着熾烈的階級感情，他們都寫得很好。
瞿秋白同志生前熱情地提倡文藝大衆化，極力為勞動人民群衆着想。
他“坐而言，起而行”，自己寫了一篇《東洋人出兵》的大衆化長詩①，而且用普通話和上海話兩種語文發表。
由此可見，我們共産黨人和職業的革命者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