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棠的性格變得憂郁起來，他經常落在沉思之中。
這樣的性格，顯然不是先天所有，因他父母都是開朗樂觀的人。
但父母的死，确實影響了堯棠，他感到失去了愛。
尤其在祖父去世後，看到了家庭中的傾軋與争吵，在封建禮教背後的虛僞與欺詐，更使他覺得孤獨。
他逐漸意識到這個家對他來說，并不是愛的天堂，而是一隻囚禁小鳥的牢籠。
祖父死了，他既悲哀，又感到解放，因為再也沒有人管住他了，雖有二叔接替祖父企圖繼續統治這個封建大家庭，但沒有人真正甘心屈服于他的權威。
就在堯棠考進外國語專門學校不久，他從華陽書報流通處一位姓陳的朋友那裡得到一本克魯泡特金在瑞士亡命時寫的《告少年》的節譯本。
那書的後面印有“天下第一樂事，雪夜閉門讀禁書”的字樣，他專心緻志地看起這本書來，很快被這本文字簡沽、語言生動、感情激越的小冊子吸引住了！他的心頓時明亮起來，覺得自己一直想說而又不知道應該怎樣說的話，全讓這個作者說盡了！他在幾個晚上反複地讀着，又流淚，又微笑，竟不相信天下竟有這樣一本好書。
《告少年》雖然不是克魯泡特金系統地闡述無政府主義的理論著作，但它确實灌輸了克魯泡特金關于“到民間去”的一貫思想。
克魯泡特金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受當時風靡一時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影響，曾放棄了他的親王身份在宮廷中的錦繡前程，而到西伯利亞服役，經曆了五年艱苦生活，體會到改造社會的途徑隻有革命，因此在同他哥哥通信時，曾發出“人民一旦起來，哪怕是隻用鐮刀做武器，他們也會能有作為”的壯語。
在《告少年》這本書中，他對醫生、科學家、律師、工程師、教員、藝術家的職責作了分析，他認為這些專家如果要把工作做得出色，對人民有所貢獻，唯有“親自到民間去”，積極參與改變私有制的社會革命。
他說：“社會革命會把一切奴隸制度完全破壞，會把一切鐐铐打斷，會把一切舊傳統完全打破，給人類全體開辟新天地，到後來就會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愛實現在全人類社會裡。
那時候，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能享受自己勞動的成果，人人都能盡量發展他們的能力；大家終于能夠過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在俄國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解放運動中，在摧毀舊制度舊秩序過程上，是起過推進作用的；但他把農民革命看成是一場社會革命，并認為在消滅現存制度的同時，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而且認為這樣的社會将是無政府狀态，那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完全是一種空想的社會主義。
當然，在《告少年》的節譯本中，并不曾闡述這些方面的理論。
而它煽動性的語言，号召青年到民間去，聯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沖破那些阻礙曆史前進的舊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會跪倒在我們的腳下”，卻使十六歲的堯棠興奮得幾乎不想睡覺。
他好像從母親身上所受到的教育：“愛一切人，不管貧和富；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從轎夫老周身邊聽到的話：“人要忠心，要真實”，從《說嶽全傳》。
《水浒》等小說以及《古文觀止》裡類似《報劉一丈書》等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種嫉惡如仇、愛憎分明的正義感，一下子都被喚醒了。
他覺得《告少年》這本小冊子與他過去從母親他們那裡所感受到的那些思想是這樣相近，而《告少年》所描繪的未來，卻是以前所不曾聽到過，或讀到過的。
他把這本小書放在枕邊，認為自己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
他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罪惡都會馬上消滅”。
他下定決心要為這種偉大的事業獻身，但不知應該怎樣走上第一步，于是産生了想結識一下與這本書有關的作者或譯者，但是書上署名隻有“真民”兩個字，不知和他怎樣聯系，而出版單位又沒有通訊地址。
有人告訴他，這本書是《新青年》雜志社翻印的，而《新青年》這時剛開始成為他日常閱讀的讀物，他聯想到這個雜志曾熱烈支持過“五四”運動，還讀過這家雜志主辦人陳獨秀寫的文章，禁不住拿起筆來，把自己讀《新青年》這本刊物後的激動心情向他表白出來，要求他能指引方向，走上奮鬥的道路。
這是堯棠出生以來寫的第一封信，用的是剛時興的白話文，當然還脫離不了有些古文字句的影響，因為他在學館一直用文言作文的。
但在信中，從他那謙卑的孩子口氣，完全可以看出他是這樣幼稚，這樣熱情，又怎樣天真無邪。
信寄出後，他天天盼望着從北京來的回信，但是這位一年以後就發起組織中國共産黨、并成為黨的總書記的陳獨秀，可能因為工作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