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由于給他寫信的人多，竟沒有給堯棠答複。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個曆史的遺憾；也許有人會想，如果陳獨秀寫了回信，給了堯棠鼓勵，堯棠也可能以後會走上另外一條道路，這樣将更有利于堯棠的思想發展。
這樣的想法也許是正确的。
一個人活着，機緣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更要緊的恐怕還是本人不間斷的努力。
對堯棠來說，事實證明：陳獨秀有沒有給他複信，并不妨礙他後來成為世界性的作家。
當然，在當時，堯棠等待他生平寫的第一封信的答複，心境确實是很焦急的。
他不免惶惶然，或者說有點失望，但是他并不灰心。
他立刻又抓住了另一個機會：在上海出版的《申報》上，他看到一則廣告，說可以索取一本叫《夜未央》的新書，是波蘭作家廖抗夫的作品，隻要寄郵費去就可以。
堯棠便按着廣告上的地址寄去了郵票，書很快寄來了，原來是一個劇本。
那時堯棠正在外國語專門學校與同學一起排練史蒂文生的《金銀島》，演戲的勁兒正在興頭上。
《夜未央》來的正是時候，他很快把它讀了一遍，才知道那是描寫俄國虛無主義黨人反對沙皇罪惡統治而進行的一次英勇鬥争故事。
劇中的女主角親手點燃了信号，通知自己的愛人攜帶着炸彈沖上前去，把敵人總督炸死，愛人也随之犧牲。
這樣驚心動魄的鬥争，緊緊吸引住堯棠。
他立刻把劇本交給同學們看，并進行了排練，大家争抄着各人的台詞，一字一句的背誦，堯棠置身其間，覺得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好像自己也在與沙皇進行着鬥争。
幾年以後，他在法國巴黎得到了這出戲的法國原本，讀了一遍，覺得原本比譯本更加動人，并發現中譯本有誤譯和删節的地方，就自己另譯了一遍，寄到上海來，不幸的是這部譯稿竟在郵途中丢失了。
隔了兩年，他又在上海把《夜未央》重譯，改名為《前夜》出版。
當時，堯棠在讀了《告少年》與《夜未央》後，他完全沉浸在對未來社會的憧憬與追求之中，覺得自己有了終生獻身的事業。
他從未像有些少年那樣，很早就考慮到自己與異性的愛戀問題。
他也參與家庭與學校中間的一些活動，不過都是環繞着他對理想的追求，和對時局的研究上。
他與大哥、三哥、香表哥和一個堂姐，在家裡也經常一起讀書，交流思想。
大哥
幾乎每天都要從華陽書報流通處買一些新的書報帶回家來，他們每天晚上都要讨論《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所提出來的問題，各人表述各人的想法，并介紹自己看過的文章。
三叔家的六姐也訂了一份《新青年》，并在家中帶頭剪辮子，這曾引起一些保守勢力的歧視，但是她不管，經常與三哥在一起無拘無束地談論各種問題。
不幸的是，當他們正準備在家中組織一個
研究會，在新花園中開第一次會時，就被三嬸知道了，她跑來把六姐拉了回去，并從此不許六姐接近三哥。
接着，大哥身體不好，研究會也就煙消雲散。
這些哥哥姐姐們在讀書活動中，原都把堯棠當作小弟弟，不料他後來比他們更進一步，走入社會比誰都勇敢地活動起來。
寫給陳獨秀的信沒有得到回複，堯棠又想寫信給立陶宛的無政府主義者愛瑪。
高德曼，因為她在北京大學實社出版的《實社自由錄》和《新青年》雜志中所發表的文章，用煽動性的筆調，描寫了她對無政府的理想境界，使堯棠受到了強烈的震動。
隻是由于當時他用英文寫信還有困難，所以沒有和她聯系。
直到三年以後到了南京讀書時，才寫好寄出，并收到了高德曼的回信。
他虔誠地信仰了她，曾經稱她是他的“精神上的母親”。
當然，高德曼的這幾篇文章，也和克魯泡特金的小冊子一樣，它們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全部，它們所賴以扣動當時中國青年的心的，是因為這些都反對舊的落後的東西。
這對原來就有一些人道主義、愛國主義和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的人，其中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廬、熱情有餘而經驗缺乏的青少年，很自然地形成一種強大吸引力，這是不言可喻的。
但從另一方面說來，由于“五四”以後這些學識的宣傳，也使堯棠懂得：地主是剝削階級。
農民養活了地主，而他們自己卻過着貧苦、悲慘的生活。
地主階級是有罪的，他們的後代一定要與人民群衆站在一起推翻這不合理的制度，拯救工農，也拯救自己，同時也為上輩贖罪。
這時嚴酷的現實又加速了他對“社會革命”獻身的決心：1921年2月，舊曆春節剛剛過去，嚴寒還不曾消退。
就在這樣一個時節，大哥精神失常了。
他的不抵抗主義，在這個大家庭中不僅不能息事甯人，反遭受更多的攻擊，他心力交瘁，強烈抑制着的内心苦悶，加上他那四歲兒子的夭亡帶給他的刺激，竟使他瘋了。
大哥的病時發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