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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散夥以前，他們又偷偷地編了一期“停刊号”，這次是袁詩荛動筆，把事情經過通過他那熱情洋溢、慷慨激昂的筆調詳細叙述了出來，變成了一篇對封建統治的血淚控訴書。
堯棠和其他幾個人讀後，禁不住熱血沸騰，都說寫得很好，很有感情。
這樣，出了整整一年的《半月》就停辦了。
袁詩荛不久在高等師範畢業，也就在他們之間消失了。
最初人們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
幾年之後，堯棠在上海從一個朋友嘴裡才聽說袁詩荛後來不再滿足于空談革命，放棄了對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而參加了中國共産黨。
在1928年被成都軍閥逮捕，最後竟被槍決在反動軍閥的刑場上。
《半月》停刊。
堯棠他們又曾與另一批人合辦了一本叫《警群》的月刊，但由于雙方對革命的理想不同，堯棠和他的幾個朋友就發表聯合聲明，一起退出了。
半年之後，這已是1922年了，他們又辦起了《平民之聲》周刊，這次是堯棠擔任主編，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擔任主編，社址就設在正通順街的李公館裡，發行部則在另外一個朋友家中。
刊物每期出版的時候，堯棠和施居甫幾乎天天到印刷局去發稿，看校樣，有時兩個人一起去，有時去的人更多。
堯棠看到自己編好的稿件，被一個字一個字排出來，版面拼成後，上架子印刷，印張一頁一頁地從平架機上掉了下來，經常興奮得忘記吃飯。
當然，工作過程是興奮愉快的過程，也是十分痛苦的過程。
成都的軍閥統治，對言論控制愈來愈嚴，他們規定稿件必須送審，而且還在印刷局派了人，監督刊物編輯把稿件送到省會警察廳去審查，如果不送，他們就不給印。
這樣因送審而不斷産生糾紛，使堯棠他們的工作經常受到挫折。
第一期為了争取及時出版，稿件不得不邊送審邊排印，結果刊物剛印好，而警察廳派來送信的人已經來到李公館門口。
堯棠把信拆開來一看，原來是警察廳認為刊物“言論過激，對于國家安甯恐有妨害”，所以不許發行。
但是他們為了不使自己的勞動成果白費，還是把刊物送到書報流通處去，讓它半公開地發售。
以後，幾乎每期警廳檢查官都要給刊物帶來麻煩，使堯棠他們非常憤怒，但也更進一步認識了這些統治者的反動和他們為人的卑鄙無恥。
《平民之聲》出了十期，最後還是在不堪忍受的打擊下宣告停刊了。
由于“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地文學社團陸續成立，主張“提倡為人生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文學研究會也早開始活動，鄭振铎負責編輯的會刊《文學旬刊》（《時事新報》副刊），一邊發表現實主義作品，一邊與複古的“學衡派”和以文學為消遣的“鴛鴦蝴蝶派”展開鬥争。
十八歲的堯棠雖
然遠在四川成都，但已讀了魯迅、朱自清、夏丐尊、葉聖陶等人發表在上海、北京兩地報刊上的作品，他自己也開始了文學寫作，新詩《被虐待者底哭聲》（署名李芾甘）發表在《文學旬刊》第四十四期上，這就是他在公開的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
同時，他還在《文學旬刊》的“通信”欄上寫信給編者，對鴛鴦蝴蝶派文學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編者複信表示支持。
雖然堯棠已邁步走向社會，而相互傾軋和仇視的大家庭仍籠罩在一片沉悶、憂愁的氣氛之中。
自從堯棠的父親死後，商業場上的工作已由二叔接管，但不少人都不願與他合作，以緻與他家有關的商行紛紛倒閉；再加上場内兩次大火，損失慘重。
當初祖父、父親在世時，興旺發達的景象，早已成為明日黃花。
這就不能不影響李公館在這一方面的收入。
加上連年軍閥混戰，捐稅名目繁多，四川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農村中由于戰死、餓死、凍死和逃亡的災民多，人口急劇下降，出現大片無人耕作的荒地，農業産量銳減。
農民過着“三月雜糧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生活，無法向地主按期交租，聲勢顯赫的李公館經濟來源也因此大受影響，“内囊空虛”起來。
這就加劇了家庭内部的各種矛盾，公館裡幾乎每天都有争吵、打罵、詛咒之聲。
“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将盡。
”一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