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徹底而加以攻擊。
所以，作為革命家，對當前中國革命的漩渦，我們應該投身進去，不僅不應反對，就是袖手旁觀也不應該。
”
堯棠的話還沒有完，衛惠林已經有點反感，禁不住插嘴問道：
“這樣說來，我們的理想社會什麼時候能夠來到？”
堯棠接着前面自己的話頭，又似乎直接回答衛惠林的問題說道：
“對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朝夕所想念的，是怎樣能使中國發生社會革命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知道社會革命的到來并不是由于我們個人的願望所能決定，而是社會進化趨勢所必至，隻能由曆史的需要來決定，個人的力量在一定範圍内可以促進社會的進化，但不是社會進化的唯一要素。
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惠林意見不同，我是個定命論者，但請注意：定命論（Determinism）與宿命論（Fatalism）不同，它并不否認人類意志的作用，不過它要受環境的支配，他的努力有一定限度。
根據現在的條件，要立刻實行無政府主義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想象奇迹一樣突然降臨，它隻能逐漸而來。
總之，我們如果投身到中國革命中去，雖不可能立刻使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實現，但至少可以使我們接近中國民衆，使運動多少帶點無政府主義色彩，這樣比袖手旁觀攻擊就好多了。
對于國民黨，我們可以從理論上批評他們的主張，但決不應該用謾罵的口氣。
對于敵人，我們也應該尊重他們的人格。
自然，對于張作霖，張宗昌、吳佩罕，孫傳芳等野蠻軍閥，又在例外。
不過有人主張參加國民黨，我并不贊成。
”
堯棠的話剛說完，吳克剛立刻說：“堯棠的話我贊成，但對參加不參加國民黨的問題我還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在現在革命時期，無政府黨應用全力反對舊黨，對于國民黨可以暫時認為友黨，予以同情，不加攻擊。
如果我們積極參加這次革命運動時，在國民黨外起不了作用，那就可以考慮參加國民黨内去。
”
“我仍保留我的看法。
假使你們兩位同意，我們不妨各人寫一篇文章，公開辯論，讓大家去作判斷。
”衛惠林不服氣他說。
“可以！有什麼不可以？”吳克剛信心百倍。
“寫文章當然可以。
”堯棠說，“但是我考慮到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而我們現在都身在國外，哪裡還有說話的權利！而且文章性質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自己卻置身事外，在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
“不要緊！寫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就是對革命貢獻自己的力量嗎？”
衛、吳同聲說。
“那也好。
”堯棠終于同意了。
正在這時，突然聽見外面有人敲門。
衛惠林跑過去，把門拉開，隻見兩
個法國人，睡眼矇眬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向他們提抗議說：“你們中國先生睡得太晚了，講話聲音太響，把我們吵得睡不着覺！”
這才提醒房内的三個中國年輕人去看壁上的挂鐘，這時附近的聖母院大
鐘也響起了沉重的鐘聲。
“啊，是午夜一點鐘了！”
三個人隻得向兩位法國鄰居道歉。
吳克剛也忙拿起呢帽，披上大衣，準備回到自己的住處去。
雖然他住得
很近，但過了子夜，回去難免要驚醒大樓的看門人。
無奈，隻好再準備一次向人家鞠躬道歉了！
不過這一夜三個人的熱烈辯論，不是毫無價值的。
隔了一個時期以後，上海《民鐘》雜志編輯部就收到了署名衛惠林、芾甘（即李堯棠）、君毅（吳克剛）的三篇文章。
這三篇文章的題目都是《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觀點卻不相同，它們很快就被印成小冊子單獨出版，時間是在1927年“四一二”
事變之前。
感謝巴黎拉丁區這家旅店的那個不平凡的深夜，它給後世提供了機緣，使我們了解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大革命中，三個留法學生，對祖國革命的熱情向往，和對當時形勢的各種不同看法。
同時也為了解中國文壇巨人巴金，當他年輕的時候在二十年代，他對中國革命的理解，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