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區的這家旅館，它的好處就是附近有個盧森堡公園。
雖然季節已經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公園内還是草枯樹秃，行人稀少。
原來巴黎的春天姗姗來遲。
盡管如此，堯棠還是每天上午來這裡散步，他覺得它比充滿着煤氣和洋蔥味的旅館五層樓宿舍，空氣要新鮮得多了。
他有時也拿一本書坐在這裡的椅子上看，更多的時候則在這裡踱步深思。
公園的人不多，偶有三三兩兩的法國孩子進園内來玩，看見他，總指指點點，在背後喊：“中國人，中國人，”這使他更加感到身居異國，寄人籬下的寂寞。
他仍不時想念他的兩個哥哥。
他給他們寫信，總是訴說着自己的寂寞和孤獨。
大哥來信告訴他成都家中經濟雖還不曾宣告破産，但面臨十分拮據的困難局面，已很難給他經濟上的支援。
在赴法前夕，大哥曾和堯林、堯棠說過，把家中的田賣了，兄弟各人可分兩千元錢。
堯棠動身時，大哥寄給他八百元路費，就是這二千元中的一部分，後來又寄來七百元，此後就再也沒有寄了。
他隻好仍在夜校補習法文，有時也到大學作旁聽生，白天則多半在旅舍狼吞虎咽地看書。
一到黃昏，他有時從屋子裡出來，也到附近幾條街上走走，那時商店門都已關了，街上的行人也不多。
他仰頭四望，常感到自己好像被關在一道無形的門外，無法了解這個城市究竟有多少寶藏，多少雙熱情的手，或者多少顆冷酷的心。
他覺得自己對它什麼部不了解，都十分陌生。
眼前他看到的，隻是下過雨的潮濕的路面，和好像在燃燒似的泛紅的天，以及像兩塊墓碑一般高聳着的聖母院的鐘樓，并聽到它悲鳴似的鐘聲。
偶然也有幾個行人在他身邊走過，那是些穿着破舊衣服的工人和窮學生，以及頭頸上套着狐皮圍巾的中等人家的夫人和小姐，他們大多沉默着低頭走路，偶然也有哼着低沉的悲歎調慢慢走着的，這景象使拉丁區的黃昏街頭，增添了更多的哀愁。
堯棠經常在這樣一個環境中踏着快步走去上夜校，回來的時候，一般總在晚上11點鐘以後了。
那時街道更加靜寂，一盞盞裝着煤氣的街燈，更加零零落落，更加黝暗，天在下着無聲的細雨，他一個人走在國葬院（也就是先賢祠）旁邊的一條路上。
那裡有一座盧梭的銅像，這個被托爾斯泰稱作“十八世紀全世界的良心”、曾經填補過曆史上長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席位的偉大哲人，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堯棠。
他讀過他的《忏悔錄》。
盧梭作為一個平民知識份子，既自信又自重。
他厭惡巴黎的繁華和高貴的等級，鄙視上流社會的特權，無視專制主義的淫威，甚至拒絕國王的接見和賜與，全心全意地衛護着人的尊嚴。
他生活貧困而知識廣博，物質享受微薄而精神世界豐富。
他追求真實，不惜袒露和忏悔自己的錯誤和缺點，他的心靈像晴空一樣純淨；而高貴的上層社會，他們千方百計裝腔作勢，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卻把不可告人的罪惡隐藏起來，其給果卻隻能造成他們的内心永遠惡濁，如肮髒發臭的陰溝。
堯棠經常走到盧梭銅像前，望着那個拿着書本和草帽的巨人形象，情不自禁地去撫摩那冰冷的石座，猶如去接近自己所敬愛的長輩，站在他的膝下，向他訴述自己的寂寞和悲憤。
盧梭對封建統治者和上層社會的無掩飾的反抗，終于被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境，這與堯棠少年時代反對封建禮教，在祭神前不肯下跪磕頭，看不慣長輩中間勾心鬥角，忍受不了他們對年輕一代和婢仆的摧殘迫害，終于毅然決然離開封建大家庭的經曆，有很多相通之處。
國内傳來消息，革命形勢發生嚴重變化，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裝政變，國民黨宣布清黨，工人糾察隊被繳械，上海總工會被封閉，大批共産黨人和群衆遭到捕殺。
這使堯棠更加想念祖國，想念親人，日夜牽挂着祖國正在進行着的這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争。
而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某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在這個時候，竟與國民黨反動派站在一起，甚至聯名發電“護黨救國”。
特别使他失望的是那個曾到輪船碼頭來為他出國送行的朋友，竟在上海與李石曾等人合作辦起一份《革命》周報，還寫信給他向他約稿。
堯棠立刻回了封信，說你們與反對革命的人合作已經堕落了，從今以後絕交，至于寫稿更不用提了。
堯棠站在盧梭銅像前，為國内形勢感到焦急。
他由悲憤而轉入沉思，由沉思而禁不住口中喃喃說着話，“真理是壓不服的，妄圖依靠刀槍來鎮壓革命，縱然伏屍萬萬人，流血萬萬步，也是沒有用的，理想是殺不死的……”他覺得共産黨人李大钊勇敢地走上絞架，臨刑慷慨申辯，是個偉大的殉道者，值得欽佩。
那晚，他回到旅舍，把自己想的都寫成文章，其中一篇題目便叫做《理想是殺不死的》；另一篇題目是《李大钊确是個殉道者》。
為了與那些和國民黨合流的無政府主義者訣絕，他又在幾天以後寫了《無政府主義者并不同情國民黨的護黨》等論文。
這些文章後來都在美國舊金山出版的《平等》雜志上發表了。
富有正義感和以人道主義思想作基礎的堯棠，通過這次革命流血的教訓，對共産黨和國民黨的認識，從這時開始逐漸清楚。
而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就沒有嚴密組織，更無嚴格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