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手，在黑暗的午夜，把這兩個代表着“二十世紀良心”的意大利工人準時推上電椅，
執行了死刑。
波士頓的午夜，是巴黎的早晨5點鐘，法國報紙還來不及在當天報上發表這則突如其來的新聞，他們隻好在23日中午發了一次号外。
堯棠這時在巴黎一百裡外的沙多一吉裡城，到24日下午才在當天的巴黎《每日新聞》上讀到這個使人震驚的消息。
消息一開頭就說：“罪惡完成了！兩個無罪的人為增加美國官僚的光榮而犧牲了！”還有的報紙在第一版上寫着這樣的大字：“全世界的良心為兩個無罪的人的死而變成黯淡。
”還有的報紙發表言論，他們說：“無罪的人被法庭執行了死刑，有罪的人，你們必将受到人民的審判！”堯棠的一個朋友，從巴黎給他寄來一張明信片，說：“兩個無罪的人已經死了。
但在等着的是那些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訴你時間不會等候得很長的！”
堯棠絕望地在屋子裡踱了半天，那時他一個人住在學校飯廳樓上一個大房間裡，學校還沒有開學，周圍環境非常安靜，但是他的心卻異常激動，他所敬愛的凡宰特，那個曾從波士頓監獄，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為他寫過兩封長信的魚販子，現在與另一個革命者薩珂，一起被資産階級殺害了。
堯棠一天沒有出門，但他仍仿佛看見在街頭，在公園，在咖啡店裡，在各處都有人民在流淚，在哭泣，在控訴，在呼喊。
明亮的天空忽然變得陰暗起來，好像太陽也為這兩個無辜的人挂起了黑紗，似乎整個世界都在沉落。
但他又仿佛聽見凡宰特在向他訴說：
“不要灰心，要高興起來！青年是未來的希望！”他覺得，他也需要控訴。
他寫了一天的信，寄到各處去，向那個“金圓國家”提出抗議。
但是這樣，他的心還是沒有得到平靜。
他又一連幾天，在他的練習本上，寫了《滅亡》的第十七、十八、十九章。
不久，堯棠又從報上了解到薩珂和凡宰特臨刑時的神情。
據說當晚10點48分，獄吏來通知，說他們要在今晚受刑了。
薩珂在深夜1點11分被帶進刑場，他的身體異常衰弱，然而兩眼放光，以堅定的腳步走到電椅上坐下。
他用意大利語叫道：“革命萬歲！”然後用英語說：“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
”最後他講了一句：“别了，媽媽。
”電流即開始通過他的身體，到1點19分，醫生才宣告他氣絕身死。
獄吏剛把薩珂的屍首搬到一個屏風後面，凡宰特便被帶進來了。
凡宰特異常平靜，不露絲毫驚恐之色。
一進刑場，他便向電椅走去。
他握了獄吏的手，向他說：“謝謝你，為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後，他便向旁觀者說道：“諸君，我願意告訴你們，我是無罪的。
我從來沒有犯過罪。
我什麼罪都不曾犯過。
”最後他說：“我願意寬恕那些對我不好的人。
”他還想把話說下去，但是劊子手已把盔兜籠罩在他的頭上了。
過了六分鐘，他的生命就不再存在。
一個時期以後，堯棠譯完了魚販子凡宰特的自傳。
他在那本傳記的前面，寫了一篇題目叫“呈獻給吾師凡宰特”的短文，作為“代序”。
那短文說：
“……你在電椅上，在臨刑的一瞬間，還像神話上的耶稣那樣高呼‘寬恕’。
我知道在你的那一顆愛字鑄成的心中是沒有‘憎’和‘報複’存在的。
……然而現在我要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寬恕。
吾師呵，原諒我，……至少對于那些吃同類，殺同類，壓迫同類的人，我是不能愛的，我是不能寬恕的。
”
凡宰特是堯棠接受人道主義思想影響的又一個“先生”。
但是，盡管堯棠非常崇敬凡宰特，對凡宰特的信仰從未發生過懷疑，而堯棠還是從凡宰特的被誣受害經過，接受了教訓。
“對于那些吃同類，殺同類，壓迫同類的人，我是不能愛的，我是不能寬恕的。
”這樣的人道主義，才更接近于盧梭的精
神。
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堯棠回國，很自然地接近魯迅，并被魯迅認為“是一個有熱情的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因為他們兩人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是一緻的。
即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後來也說過：“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别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别人。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
”偉大的共産主義者魯迅，他的人道主義就在于愛憎分明，是非清楚。
寬恕是有一定範圍的，“損别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恕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這與堯棠的“對于那些吃同類，殺同類，壓迫同類的人，我是不能愛的，我是不能寬恕的”思想是完全一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