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在1928年12月中旬回到上海的。
他在法國整整兩年，上海租界的外國大班們已經從經曆了一場足以使他們出一身冷汗的虛驚中得到暫時的平靜。
由于一個将軍靈魂的叛賣，上海的革命風暴已經過去，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飄拂下，勞資糾紛已經用不到大班們擔心。
從内地遷入租界的殷實富戶一天多似一天，外灘銀行的白銀庫存也就從革命前的四千萬元，劇增到兩億元巨額。
而一百七十家華商銀行的興起，更為外國大班們的資本如虎添翼，有了得力的助手，連《字林西報》上的論客也不得不承認：上海越來越富了。
正當這些帝國主義資本家在外灘3号上海總會餐廳喝着咖啡笑逐顔開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并不曾為革命的失敗而停止考慮自己祖國的命運。
他們憑着各自的理想，還在開展各種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思維活動。
一直向往着有個&ldquo沒有人剝削着人，沒有人壓迫人&rdquo&ldquo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嘴都有面包，每顆心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得到發展&rdquo的社會到來的巴金，他一回到上海，就像過去一樣，追求着這樣的理想有一天能夠實現。
但這時他身邊的錢已所剩無幾，不得不急于找一項工作。
恰好在開明書店當編輯的周索非，是他的老友，三年前巴金曾與一批友人共同發起創辦過無政府主義刊物《民衆》半月刊，索非是其中的一位，現在他介紹巴金到上海世界語學會擔任函授學校教員，并在沈仲九創辦的自由書店兼任編輯。
上海世界語學會是巴金的一些朋友帶着獻身精神建立起來的一個學術性組織。
它在寶山路鴻興坊75号，巴金出國以前就曾在這裡學習過世界語。
回國後，他幾乎每晚都在這裡孜孜不倦地工作達兩小時。
他在這裡用世界語翻譯了劇本《過客之花》（意大利亞米契斯作）、《丹東之死》（蘇聯阿。
托爾斯泰作）、《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作）、中篇小說《秋天裡的春天》（匈牙利尤利。
巴基作）等作品。
這間房子裡的寫字台前的藤椅，他是坐慣了的；書櫥裡的每一本藏書他也幾乎摸遍了。
在回國後的最初半個月，當他還沒有找到适當住處時，鴻興坊這間辦公室還曾成為他的卧房。
1929年元旦，新婚的索非帶着他的夫人，找到了寶山路寶光裡14号一幢石庫門二層樓房，作為他們的新居。
住在亭子間的房東，同時還答應索非讓他的朋友巴金租住這幢房子的樓下客堂間。
這樣，巴金才開始在上海有了他自己的&ldquo家&rdquo。
這一年他的第一件大事，是第一部文學作品《滅亡》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第二件大事則是他譯完了克魯泡特金《我的自傳》。
巴金在法國時寫成的《滅亡》，本來準備自費出版，從巴黎郊外的沙城寄給索非，請他聯系出版社。
誰知索非一接到書稿，就把它介紹給正在代理鄭振铎編輯《小說月報》的葉聖陶，葉審讀了這部作品，就把它分四次登在這家月刊上。
在最後一次登完時編者發表&ldquo例言&rdquo說：&ldquo巴金君的長篇創作《滅亡》已于本号刊畢了，曾有好些人來信問巴金君是誰，這連我們也不知道。
看這篇《滅亡》卻是很可使我們注意的。
其後半部寫得尤為緊張。
&rdquo連載開始時，恰逢巴金剛剛回國。
《小說月報》在當時是權威刊物，巴金是它的忠實讀者，每期出版，總親自跑到書店去買。
《滅亡》發表後，當年十月又由索非把這部書稿交開明書店出版發行。
許多青年都為這部小說作者熾烈的感情和流暢的文字而傾倒，文學評論家譚正壁在他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裡說&ldquo巴金是新寫實主義一派&rdquo，也有人在《新文藝月刊》上說&ldquo巴金的思想立場是安那其主義的&rdquo，另一個評論家則在《現代小說》上說&ldquo這是虛無
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的創作&ldquo，還有人在《真善美》雜志上說《滅亡》的主人翁杜大心&rdquo似乎是克魯泡特金的安那其主義，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和阿志跋綏夫的虛無主義的人格化&ldquo，連《中學生》雜志的讀者也有各種評論。
巴金在這一年為此發表了&ldquo自白&rdquo，他說：
&ldquo總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幾年。
我生活過，奮鬥過，掙紮過，哭過，笑過。
我在生活裡面得到了一點東西，我便把它寫下來。
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寫一種什麼主義的作品。
我要怎樣寫就怎樣寫。
而且在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