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随着年歲的增長而逐漸減弱，而克魯泡特金卻對所有新的書籍、科學上的新發現、藝術中的新事物，直到老年還保持着一種青年人的、如渴如饑的求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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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一本書，難怪巴金為之傾倒。
他把克魯泡特金當作&ldquo一個道德地發展的人格之典型&rdquo來要求自己的弟弟向他學習，雖然他并不強求弟弟去向克魯泡特金學習思想、主張或什麼主義。
使巴金感動的是他的&ldquo人格&rdquo，和他的美麗的理想。
他在這個時期的生活過得并不熱鬧。
和他在法國一起留學的朋友吳克剛和衛惠林雖然這時也已先後回國，但他們都到内地去了，吳克剛臨行把自己舊居中的一張破舊的小沙發送給了巴金。
一到晚上，巴金從世界語學會回來，經常坐在這張沙發上進行寫作或閱讀書籍。
他仍是中外文學名著的熱情讀者。
他唯一的消遣是在黃昏的時候，從寶山路通過東橫浜路和多倫路到北四川路橫浜橋一帶散步。
那時寶山路還不曾遭受1932年&ldquo一。
二八&rdquo淞滬戰争的兵災，寶光裡附近有許多房屋，也有幾家商店，不像後來很長時期隻有棚戶與荒地，一到晚上，隻有火車響着隆隆的聲音在鐵路上經過，鐵路沿線的馬路隻有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影了。
當時寶山路橫浜路一帶有不少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住在那裡，因為著名的東方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等幾家印刷廠就座落在這條寶山路上，他們為了工作方便，很自然地集中在這個地方。
魯迅先生剛到上海時，也住在與這裡相近的叫景雲裡的那條弄堂裡。
人們從寶山路到北四川路去，常要經過東橫浜路的景雲裡弄堂口。
北四川路的橫浜橋，經常出現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交替時期巴金寂寞的腳印。
寶山路屬于閘北，而北四川路就屬于日本商人比較集中的虹口了。
當時在公共租界的主管機構工部局董事會裡雖有兩個日本大班，但一般的日僑還是住在虹口，這些人不少是蘇州河南三井洋行或橫濱正金銀行裡的職員，更多的則是在虹口就地經商開店鋪出售日本棉織品、玩具、留聲機唱片、自行車的小商人。
這些人在北四川路一帶（也有在提籃橋的）聚居，按着生活習慣，形成一個自己的社會，人們叫它&ldquo小東京&rdquo。
他們經常在自己家中，脫去鞋子，蹲在一種叫&ldquo榻榻米&rdquo的席子上，喝茶談唱，自得其樂。
有時又三三兩兩走進日本人自己開的酒店，對着藝妓喝上幾杯。
有些則是軍人家屬，憑着各種關系，開個店鋪，每月領軍饷之外，還從貨物買賣中争蠅頭小利。
這一帶日本居民大約有三萬人，在北四川路這條神秘之街上，形成一種特殊勢力。
他們有一個居留民團，和一個非常活躍的各條街道日人聯合會，用來專門對付中國居民。
在1929年前後還比較平靜，等到東北&ldquo九一八&rdquo事變發生，局勢就更加緊張了。
巴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使他更加感到孤獨。
《滅亡》獲得熱烈的反響，卻不曾使巴金周圍的朋友增加。
他仍專心緻志地從事他的翻譯和編輯工作，不曾有繼續進行文學創作的打算。
他甚至有點灰心，特别在這一年中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房東太太》和第二個中篇《死去的太陽》寫完後，他對自己有些失望，曾想從此擱筆，不再創作。
他感到憂郁，時時想念在成都的大哥和在天津的三哥。
而他們知道他回國，卻很高興，經常有信給他。
那年7月，他的大哥堯枚終于從成都到上海來了。
這使巴金的生活頓時熱鬧起來。
和大哥一起來的，還有三叔家的堂弟李西舲，他比巴金小兩歲。
巴金在童年時經常與他一起玩樂的。
大哥到上海後，借住在霞飛路（即今淮海中路）霞飛公寓的一幢高樓裡。
巴金與大哥相别六整年，見面時雖十分愉快，卻又不免淚眼相對，許多話不知從何說起。
他們談到三姐的死，也談到二叔去世。
二叔一心要想繼承祖業，維持封建門庭，卻又終于無力挽回大家庭崩潰的危局，抑郁而死。
巴金想起二叔在他與三哥堯林告别成都時，臨行前他還拿出二十塊錢，再三叮囑他們要好好注意安全，當時情景還好像是在昨天一樣清晰，禁不住兩眼有點潮濕。
巴金知道大哥這還是第一次來上海，便把自己被頭從閘北寶光裡家中搬來，陪大哥一起住在霞飛公寓裡。
他還陪同大哥到霞飛路上買東西，也到上海最熱鬧的南京路去看看，他們在謀得利洋行買到一張兩人都愛聽的在當時相當流行的唱片，叫《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