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上,除了聽武田念經使他感到苦惱外,沒有書店可跑也使他感到寂寞,現在東京神田區中華青年會附近卻有很多西文舊書店,而且一個人往一間屋子,還有個大壁櫥,這就太符合自己的理想了,因而他幾乎每天上街三次,總去各家書店看看有沒有自己要看的英文版或法文版書籍。
他把買來的書,全都放在大壁櫥裡,不時的翻閱,倒把學習日語的事放在次要地位了。
當然,他還是向樓下辦公室報了名,按日去聽陳文瀾講授的日語課。
他讀的是一本日本作家島本健作寫的有關監獄生活的小說。
教師講課講得還不錯,隻是巴金把複習的時間多花在閱讀買來的西文舊書上,所以一時竟沒有把日語學好。
同時,他還在樓下大廳,經常看到杜宣、吳天他們在排練曹禺處女作《雷雨》。
他結識的日本人也不多,倒是看夠了在這裡經常出入的那些日本便衣刑事警察,他們的“派頭”叫人看了心裡不痛快。
原來那時正碰上僞“滿洲國皇帝”溥儀即将來到日本東京訪問,日本帝國主義害怕中國愛國者對日“滿”勾結進行打擊,就嚴加防範,把每一個在東京的中國人都當作敵人,特别是對剛來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更為注意,他們相信“甯可錯抓一百,也不放過一個”,企圖把這些留學生個個都看管起來。
就在溥儀來到的前兩天,有個四川籍女同學來找巴金,悄悄告訴他,他的兩個福建籍朋友被日本警察在半夜裡帶走了,還在他們租住的一幢房子裡進行
了搜抄,要他注意提防。
巴金把她送走後,就動手整理自己的書稿和信件,把那個在1930年福建晉江認識的朋友袁國欽寫給他的信件撕毀了,又把新買來的西文舊書也整頓了一下,然後躺在床上想了想,日本警察問起他的經曆來,他該怎樣答複。
又想到前幾天還坐省錢電車到逗子,轉赴葉山去看過朋友梁宗岱、沉櫻夫婦;自己最近還在東京接待過從北平來日本京都的詩人卞之琳,……想這總不至于成為“刑事”們對自己進行迫害的口實吧?他想了一下,覺得什麼都不成問題的,就放心吃了中飯,照常上街去逛西文舊書店,回來在樓下食堂吃晚飯,還想再去書市看書,在飯廳中卻碰到那個胖胖的姓“二宮”的便衣警察,他看了巴金一眼,一晃又不見了,一會又在樓梯旁和另一個刑警鬼鬼祟祟地上下,這使巴金警惕起來,懷疑他們會不會有什麼行動。
但他還是到書市逛了一會,才又回到住處。
晚上10點鐘光景,一躺到床上,把燈熄滅,就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呼噜呼噜睡熟了。
哪知睡到半夜,忽然被一陣聲音驚醒,電燈亮了,幾個黑影子在他惺松的睡眼前顯現出來,啊,五個刑警,其中一個便是那個肥胖的二宮。
巴金隻好從床鋪上坐起來,問他們有什麼事,他們連說“對不起”,要他先把衣服披在身上,說雖然是在4月間夜裡還是很冷,要多穿衣服。
巴金站起來,把衣服穿好,心裡倒平靜起來,知道他們為的是什麼事來了。
果然,二宮要他把壁櫥打開,讓他把書一本本翻看;另一個親自動手把書桌抽屜移了開來,取出巴金朋友們的來信,一封封地拆閱了一遍;第三個檢查皮箱,把衣物幾乎掏得箱底朝天。
最後他們又唯恐有什麼漏檢,準備把懸挂在書桌上的電燈搬到壁櫥旁邊來,哪知剛伸手碰到電線,燈就熄滅了。
房間忽然一片漆黑,五個大漢頓時焦急不安,在房門内外,時進時出,鬼鬼祟祟商量了一陣,就派了個人去找洋燭。
在黑暗中,房間忽然安靜下來,大家默不作聲,好像整個世界都死了。
而這時巴金心中的忿怒之火卻燃燒起來,他忍耐不住地問:“你們究竟是為了什麼?”回答是:“有很多事情。
”巴金聽了,禁不住鼻子哼了一聲,意外地卻聽到其中有個刑警忽然問他:“你冷嗎?”巴金昂然回答,“不冷。
”對方這才說:“你坐吧,事情還多着呢!”巴金在床上坐了下來,這時聽見廊上的壁鐘敲了兩下,原來是午夜兩點鐘。
人間見不得的黑暗勾當,總是選擇在這樣一個暗地裡進行的。
那個外出的刑警把洋燭找來後,他們又作了一次最後的搜查,他們一邊讀他朋友給他的信,一邊問長問短,關照他把錢鈔放在身邊,表也揣在懷裡,還叫他帶上一條毛巾,說要帶他到警察署去。
巴金隻得耐住滿腔怒火,跟着他們來到馬路上,這時天空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是個名符其實的黑夜;也是個冷氣侵骨的寒夜。
跟着他們走了一陣,不久就到了一個他經常走過而又不大注意的高樓門前,原來那就是警察署,這是他今夜才發覺的。
現在他走進房子裡,上了樓,看到電燈通明,審訊就開始了。
他們問了他一下經曆,他還是按照剛來東京時準備好的話回答他們。
問了一陣後,那為首的課長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個名字,問他認不認識這個人。
巴金一看就知道那是昨天被他們捉去的那個朋友的名字,想他們一定已到那朋友家中去過了。
便回答了他們,說那是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