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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又是三個“思想犯”的中國學生。
巴金把身子倒向角落裡，噓了口怨氣，七十六号問他：“怎樣了？是不是有點抑郁，透不過氣來？”巴金搖了搖頭，并不作聲。
七十六号說道：“你讀過紀德的《田園交響樂》吧？他說得多好：”沒有眼睛的人是多麼幸福！‘我真恨我的眼睛為什麼亮着？我真不願看到這個世界！為什麼書店裡堆着書沒人買？為什麼我要看書，他們卻把我關到這裡來？我是人，我要看書，他們為什麼這樣對付我？這個世界是多麼醜惡，多麼不合理！“他的忿激，使巴金一時答不出話來。
别的犯人卻想勸止，要他小聲些，别讓警察聽到了，否則他更要受到迫害。
牢房裡又沉默了，過了許久，那七十六号又悄悄地和巴金講起話來：”你能和我做朋友嗎？你是學生，又沒做什麼事；我隻偷了三本書，我們都不會關得很久的，我們出去能做朋友嗎？“巴金點點頭，誠懇地對他笑了笑。
恰在這時，牢門開了，看守把巴金叫了出去，七十六号急忙自言自語地把自己家中的地址念了一下，顯然他希望巴金以後能按址去找他。
巴金終于這樣離開了日本警察署的拘留所，時間已經下午4時了，他在這裡被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
像做了一場夢一樣，他為什麼被關進去，又為什麼被放出來？自己一點也不明白。
僅有的一個理由，這就是法西斯的專制制度，它可以随便叫一個人失去自由。
他回到中華青年會，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遭受了那麼嚴重的一次侮辱，那麼大的一場災難。
隻有一個中年的日本職員，他好象在昨晚就聽到一些聲響，發覺了這個中國留學生過了一個不平凡的夜晚，這時禁不住悄悄地對他說：“昨晚上我就聽到你房間裡有人說話，隻是不敢聲張。
這些人不講理，是強盜，是土匪，不是人！”巴金隻好對他苦笑，他知道日本人民對日本法西斯統治者也是不滿的，隻是都不敢作聲，不敢反抗。
後來他又聽說昨天晚上在葉山的梁宗岱家裡和在京都的卞之琳住處也遭到同樣搜查。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是沒有人權保障的，這次是他親身經曆了帝國主義統治下所過的奴隸生活。
他再也不想在東京住下去了，就寫信給橫濱的武田，告訴他在東京的那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夜晚，他是怎樣無緣無故地遭遇了一次牢獄之災。
忠厚誠懇的武田回信說：“你要是不去東京，就不緻發生這件事。
歡迎你回到橫濱仍住到我家裡來。
”這個老實人，他把這種事看得十分簡單。
巴金回信表示感謝，但他并沒有接受他的建議再回到橫濱去。
巴金沒有回橫濱與武田重聚，卻在第二年即1936年他回上海一年以後的秋天，又看到了一次武田。
那是武田從橫濱來上海到他虹口妹妹家作客，後來又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來看“黎德瑞”先生。
巴金像接待一個老朋友似地，請他到永安公司樓上的大東茶室吃晚飯，兩個人回想起在橫濱的日子，都禁不住對當年互相信賴的友誼表示懷念。
武田的精神似比過去開朗了許多，巴金問他是不是還像一年前那樣虔誠地在佛像前誦經，他笑了一笑說：
“那是過去的事了。
”巴金為他沒有“跳進深淵”去而感到高興。
當然這是後話。
此刻還是1935年4月，巴金按照那個晚上被逮捕的經曆，寫了一篇《東京獄中一日記》寄給上海《文學》雜志編輯部，準備發表在當年7月出版的該刊特大号上。
不料在當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由于發表了一篇題目叫《閑話皇帝》的文章，内容談到日本皇帝，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刊物因此被國民政府以“侮辱友邦”罪封閉，主編杜重遠還被判了一年兩個月徒刑。
影響所及，本已編進《文學》雜志的《東京獄中一日記》，也就被國民黨黨部的檢查老爺在稿樣上紅筆一勾臨時抽掉。
這對在日本受盡人家欺淩的巴金來說，是很不甘心的。
這些醜惡現實引起他強烈憎恨。
為什麼日本的報刊天天大罵中國，把中國人罵得狗血噴頭，而我們國内報刊卻不敢哼一聲？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民在國外可以被法西斯統治者随意囚禁，而回到自己國家來還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申訴呢？他把文章稍稍作了一些修改，并簡化題目為《一日記》寄給了北平的《水星》月刊，因為這個刊物還是他在北平時與靳以卞之琳一起負責過編輯工作，他對它有感情。
哪知文章排成清樣後仍沒有得到刊登的機會，因為書店經濟困難，刊物停辦了。
在巴金帶着心中的創傷和強烈的反帝愛國意識回到祖國的時候，已經是1935年8月。
當時他接到朋友吳朗西、伍禅的來信，告訴他已經籌備成立了一個出版社，并已開始用他的名義編印一套《文化生活叢刊》，催他回去主持編輯工作，他買了一張“加拿大皇後”号輪的三等艙票，到橫濱上船，離日返國。
由于時間來不及，他沒有能去本牧町小山坡上的武田家告别，但對武田的友好感情，他心裡還是有依依惜别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