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許多事情時過境遷，往往為後來人所無法設想；但是曆史總還是鐵一樣存在着，不容置疑。
在二、三十年代，在舊中國，确實經常有那麼一些知識分子，帶着自己樸素的理想，以對事業獻身的精神，辦過不少在今天看來可能被有些人認為吃力不讨好的傻事。
跟在閩南辦平民學校一樣，日本國學生吳朗西和他的朋友伍禅、郭安仁（麗尼）在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鑒于當時出版商隻熱衷于競時尚，辦刊物，追求利潤，卻不大願意為知識界實際需要認認真真地出幾本好書，他們決心自己動手，來實現自己的願望。
他們原沒有什麼資本，隻是準備聯系個印刷所，然後把自己寫的或組織到的稿本交出去，委托他們把它印出來，到時湊幾個錢去支付印刷費。
他們的第一本書是他們的朋友白石（許天虹）所譯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本便是麗尼自己試譯的《田園交響樂》，那是法國作家A.紀德寫的一對青年愛情的故事。
他們開始是用“文化生活社”名義出書，并冠以“文化生活叢刊”字樣發行；同時又借用他們的朋友巴金的名義作主編。
當時巴金還在東京，正用“黎德瑞”名字住在中華青年會的宿舍裡，當他接到吳朗西他們的來信，要他去參加他們的創業，并主持編輯業務時，這使他立刻想起在閩南住在破廟裡與學生打成一片辦平民教育的朋友們，他們夜以繼日地為培植新的一代的成長，無私地耗費心血，這情景曾經使他十分感動，要想留在他們中間工作，但因為自己對事業的志趣更近于文學，而終于沒有國下來，他常常為此而心頭不安。
現在，這樣的工作機會在文學領域中出現，并需要他去貢獻力量，他覺得義不容辭，因為他一向認為生命的意義在于付出，在于犧牲，而不是在于接受與獲取。
他決心把自己對文化事業的理想，與這個即将到來的工作結合起來。
巴金于1935年8月回到上海，正是國民黨統治的最黑暗年代。
那時上海《申報》主筆史量才已被暗殺于滬杭公路上；瞿秋白、方志敏也相繼在閩、贛監獄中被害；上海《新生》周刊不僅因發表《閑話皇帝》而被勒令停刊，主編杜重遠還被判徒刑入獄；國民黨政府發布《敦睦友邦令》周知全國，“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
”而魯迅卻正是在這一年寫了舊詩《亥年殘秋留作》贈許壽裳，以“竦聽荒雞偏阒寂，起看星鬥正闌幹”，預示黑夜将要過去，黎明就要來到，并在同月托史沫特萊代發賀電給陝北中共中央，祝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宣稱“在你們身上，寄托着人類與中國的将來。
”
吳朗西他們以熱情的期待心情，歡迎巴金的歸來。
他們相信有了巴金，出版社的編輯工作就有希望。
巴金想的則是怎樣首先依靠前輩作家魯迅和茅盾他們，再團緒一些有希望的青年作者把事業辦起來。
他想起去年在北平時，曾經與靳以合編過一套叢書，包括了十個作家寫的作品，其中有沈從文的短篇集《八駿圖》，靳以的小說《珠落集》，鄭振铎的文論《短劍集》，卞之琳的詩《魚目集》，李健吾和曹禺的劇本《以身作則》、《雷雨》等。
當時曾交給立達書店，并收過三百元錢的預支稿費，但不知為什麼，至今沒有付排出版。
他想把它要回來，由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時伍禅更把自己買彩票中獎的錢拿出一部份給文化生活出版社作為資金，巴金也墊出三百元寄給靳以，要他把這十本書稿贖回來。
巴金覺得這套叢書十本還不夠，還須聽聽魯迅的意見，并請他領頭支持。
因此他與吳朗西、麗尼、伍禅等商
量，他們都覺得巴金這個主意很好，有魯迅帶路，路就更開闊了！麗尼還以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黃昏之獻》稿本推薦給巴金，希望他能把它一起編進這套叢書裡。
正在這時吳朗西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也是巴金的老朋友黃源來看他們，他當時正幫助傅東華編輯《文學》雜志，又協助魯迅編輯去年9月創刊的《譯文》月刊。
他想編一套《譯文叢書》給生活書店出版，但他的計劃不曾為生活書店所接受，問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考慮。
巴金覺得既是這樣，就不妨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來出版，好在黃源與魯迅很熟悉，魯迅十分支持他的工作。
《譯文叢書》也必能得到魯迅支持的。
原來去年9月創刊的《譯文》雜志，最初的三期實際上是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