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僅擔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還應良友圖書公司趙家璧的要求，與靳以合編了一份新的文季刊物《文季月刊》。
1935年11月，巴金去北平住了三個星期，曾為《文學季刊》停刊幫助靳以把工作結束。
上海的《文季月刊》編輯工作，實際是北平《文學季刊》的繼續，不過把原來的季刊改成了月刊，發稿的節奏律更強罷了。
這時鄭振铎也已由燕京大學返滬，李健吾也來到了上海，加上原在《申報》編《自由談》副刊的黎烈文，和在《大公報》編《文藝》副刊的肖乾，大家經常在一起。
巴金在上海的朋友更多了。
編輯工作的忙碌，并不曾使巴金放棄自己的創作。
在1936年，他仍每個月至少寫一萬字。
白天，他總在幾個地方奔波，從事與編輯、出版有關的業務；晚上才回到狄思威路麥加裡家中寫自己的文章。
當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部在昆明路德安裡，營業部和收發室則是在福州路436号《大公報》的三樓上，而《文季月刊》的編輯室卻在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公司中。
盡管巴金當時已很出名，從1929年開始，已出版了十二部中、長篇小說，十本短篇小說集，六本散文集，十七種翻譯作品，總共寫了三百多萬字，但他的生活還是擠電車、住亭子間，在狹窄的房間裡辦公，在沒有電梯的大樓上跑樓梯，過着十分忙碌、非常辛苦的生活。
有一次，他給一個青年讀者寫信，這樣訴述他的一天：
“我在大太陽下面跑了半天的路，登了五十級樓梯，到了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剛剛揩了額上的汗珠坐下，你的信就映入我的眼簾。
我拆開信封，你那陌生而古怪的筆迹刺着我的眼睛。
我看了幾個字，把信箋放回到信封裡；我又去拆第二封。
……我把别的幾封信都匆忙地讀了，同你的信一起放在衣袋裡。
我和這個地方的人說了幾句話，便又匆勿地走下五十級樓梯，跑到街心去了。
剛好前面停着一輛無軌電車，我一口氣跑了過去。
車子正要開動，我連忙跳了上去。
車廂裡的人很少，我占着寬敞的座位……我便取出你的信來，仔細地但很費力地讀了一遍……電車到了一個站頭，我下了車。
我半跑半走地到了另一個地方（北四川路），又登上了幾十級樓梯，在窄小的《文季月刊》編輯室裡坐了下來，我開始校對一篇我的稿子（《文季月刊》紀念”九。
一八“的《卷頭語》）……我校完那篇短文……發回給排字工人……有人來通知說，一個從鄉下來的朋友在下面等着我。
我便走了下去……我們到附近一個咖啡店裡去淡了一個鐘頭……我回到編輯室，看見寫字桌上有一封從北方來的信，也是一個不認識的朋友寫的……過了一陣，一個電話打來，要我再到我先前離開的那個地方去，有人在那裡等我。
我匆忙地走到無軌電車的站頭。
無軌電車又把我帶到先前來過的地方。
我又登了五十級樓梯走到三層樓上。
在這裡
我和不曾約定而無意間碰在一起的幾個朋友，談了将近一個鐘頭的話。
我又應該回到一點多鐘前離開的那個地方去。
因為那邊還有朋友等着我一道吃飯……“
作為當時已全國聞名的大作家、總編輯巴金，過的是這樣勞累的生活，是今天許多人難以想象的。
這當然有舊中國的時代影子。
巴金的生活是這樣，當時的一般作家當然過的日子更差。
就在這個時候，巴金接到缪崇群從南京來信，告訴他他的夫人患肺結核去世了！巴金想起幾年前在北平的一個秋夜，他在缪崇群住的公寓裡作客，崇群的夫人怎樣從她父母家鄭重其事地搬來一
床新縫的棉被為他安排床鋪，白天又怎樣和崇群熱情地陪伴着他去看電影、遊故宮，後來這對病弱的新婚夫婦又怎樣揮着手送他上火車，給他帶來多少友情的溫暖，而現在她卻抛下和她同樣病弱的崇群，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崇群給巴金的信中說：“她臨死的時候還說，她死後我将是世界上一個最飄泊的人。
我飄泊到什麼地方去，又為什麼要飄泊，她就沒有給我說，連我也不知道。
”這樣絕望的傾訴，更使巴金感到悲痛，更為他的那個善良的朋友感到不安。
他的心變得沉重了，禁不住為他們落淚。
巴金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親自答複他們的提問。
他傾聽他們對黑暗社會的控訴，同情他們的不幸，必要時還給他們以具體的幫助。
曾有個姑娘因受刺激到一個地方帶發修行，不幸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