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僅擔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還應良友圖書公司趙家璧的要求,與靳以合編了一份新的文季刊物《文季月刊》。
1935年11月,巴金去北平住了三個星期,曾為《文學季刊》停刊幫助靳以把工作結束。
上海的《文季月刊》編輯工作,實際是北平《文學季刊》的繼續,不過把原來的季刊改成了月刊,發稿的節奏律更強罷了。
這時鄭振铎也已由燕京大學返滬,李健吾也來到了上海,加上原在《申報》編《自由談》副刊的黎烈文,和在《大公報》編《文藝》副刊的肖乾,大家經常在一起。
巴金在上海的朋友更多了。
編輯工作的忙碌,并不曾使巴金放棄自己的創作。
在1936年,他仍每個月至少寫一萬字。
白天,他總在幾個地方奔波,從事與編輯、出版有關的業務;晚上才回到狄思威路麥加裡家中寫自己的文章。
當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部在昆明路德安裡,營業部和收發室則是在福州路436号《大公報》的三樓上,而《文季月刊》的編輯室卻在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公司中。
盡管巴金當時已很出名,從1929年開始,已出版了十二部中、長篇小說,十本短篇小說集,六本散文集,十七種翻譯作品,總共寫了三百多萬字,但他的生活還是擠電車、住亭子間,在狹窄的房間裡辦公,在沒有電梯的大樓上跑樓梯,過着十分忙碌、非常辛苦的生活。
有一次,他給一個青年讀者寫信,這樣訴述他的一天:
“我在大太陽下面跑了半天的路,登了五十級樓梯,到了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剛剛揩了額上的汗珠坐下,你的信就映入我的眼簾。
我拆開信封,你那陌生而古怪的筆迹刺着我的眼睛。
我看了幾個字,把信箋放回到信封裡;我又去拆第二封。
……我把别的幾封信都匆忙地讀了,同你的信一起放在衣袋裡。
我和這個地方的人說了幾句話,便又匆勿地走下五十級樓梯,跑到街心去了。
剛好前面停着一輛無軌電車,我一口氣跑了過去。
車子正要開動,我連忙跳了上去。
車廂裡的人很少,我占着寬敞的座位……我便取出你的信來,仔細地但很費力地讀了一遍……電車到了一個站頭,我下了車。
我半跑半走地到了另一個地方(北四川路),又登上了幾十級樓梯,在窄小的《文季月刊》編輯室裡坐了下來,我開始校對一篇我的稿子(《文季月刊》紀念”九。
一八“的《卷頭語》)……我校完那篇短文……發回給排字工人……有人來通知說,一個從鄉下來的朋友在下面等着我。
我便走了下去……我們到附近一個咖啡店裡去淡了一個鐘頭……我回到編輯室,看見寫字桌上有一封從北方來的信,也是一個不認識的朋友寫的……過了一陣,一個電話打來,要我再到我先前離開的那個地方去,有人在那裡等我。
我匆忙地走到無軌電車的站頭。
無軌電車又把我帶到先前來過的地方。
我又登了五十級樓梯走到三層樓上。
在這裡
我和不曾約定而無意間碰在一起的幾個朋友,談了将近一個鐘頭的話。
我又應該回到一點多鐘前離開的那個地方去。
因為那邊還有朋友等着我一道吃飯……“
作為當時已全國聞名的大作家、總編輯巴金,過的是這樣勞累的生活,是今天許多人難以想象的。
這當然有舊中國的時代影子。
巴金的生活是這樣,當時的一般作家當然過的日子更差。
就在這個時候,巴金接到缪崇群從南京來信,告訴他他的夫人患肺結核去世了!巴金想起幾年前在北平的一個秋夜,他在缪崇群住的公寓裡作客,崇群的夫人怎樣從她父母家鄭重其事地搬來一
床新縫的棉被為他安排床鋪,白天又怎樣和崇群熱情地陪伴着他去看電影、遊故宮,後來這對病弱的新婚夫婦又怎樣揮着手送他上火車,給他帶來多少友情的溫暖,而現在她卻抛下和她同樣病弱的崇群,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崇群給巴金的信中說:“她臨死的時候還說,她死後我将是世界上一個最飄泊的人。
我飄泊到什麼地方去,又為什麼要飄泊,她就沒有給我說,連我也不知道。
”這樣絕望的傾訴,更使巴金感到悲痛,更為他的那個善良的朋友感到不安。
他的心變得沉重了,禁不住為他們落淚。
巴金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親自答複他們的提問。
他傾聽他們對黑暗社會的控訴,同情他們的不幸,必要時還給他們以具體的幫助。
曾有個姑娘因受刺激到一個地方帶發修行,不幸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