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人家的圈套，她從杭州西湖邊尼姑庵寫信給巴金要求幫助，巴金就約魯彥、靳以同往，假扮“舅父”身份還清她的欠債八十元，把她從虎穴救了出來，并資助她到上海與舅父團聚。
巴金作品的讀者面非常廣泛，青年讀者更多，他們都把他作為知心的朋友和尊敬的老師。
巴金自己也把心交給讀者，一方面聽取他們對他作品的意見，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向讀者傾訴，經常把自己對事情的想法坦率告訴對方，把所有的讀者都當作誠實可靠的人，從不預先設防。
他曾把類似缪崇群這樣朋友的不幸遭遇告訴讀者，并向讀者申述自己心裡的悲痛，和對社會的不平。
他有時也告訴讀者自己怎樣在一條大街上遇到突然的交通封鎖，因為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上海有特權可以把許多中國人在中途攔住，讓他們任意搜查。
他還給北方一個青年讀者複信，發表自己對某些文學現象的意見。
那讀者對上海當時文壇有些看法，他認為“上海顯然有一種傾向：要攪入無謂的筆戰裡。
”他告訴巴金：“北方的青年很為這件事憂愁過。
”因而他向巴金發表自己的意見，說：“這裡（指當時的華北）連話都不準說，在上海的人卻在嚼舌頭，内争，有什麼好争，北方讀者讀到那些文字，心更涼了些。
”巴金讀了這樣的信，就回答說：
“你這一段活，我是料不到的。
可是我讀到它，我幾乎要落淚了。
這時候窗外正響着兵車的隆隆聲，一個不可知的奇怪的命運在前面等着我們。
也許明天我和這周圍一切都不會存在了，這是很可能的事情。
對于這個我并沒有一點害怕。
但是一想到和我同時代的無數的年輕的心，我總有一點留戀。
朋友，甚至在最後的一刻，倘使我還有一點盧力量，我也要拿來給年輕的心添一點溫暖。
所以我無論如何要靜下心來給你寫這封信……你們北方青年可能對上海文藝界的情形不大了解。
我自己并沒有參加最近的文藝論争，但我得說一句公平活，這絕不是無謂的筆戰，更不能說是‘内争’。
這論争對于新文學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有許多問題是要經過幾次的論争後，才逐漸地明朗化而終于會得到解決的……”
當時以魯迅為旗幟的上海革命文藝運動确是如火如茶。
就從1933年開始來說，影響最大的日報《申報》副刊《自由談》由黎烈文擔任主編，魯迅、茅盾、瞿秋白等發表了大量的雜文，在上海輿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茅盾的《子夜》與巴金的《家》出版，為革命文藝赢得了衆多的讀者群；許多新作家如沙汀、艾蕪、歐陽山、張天翼、靳以、曹禺、何其芳等人，繼巴金的出現而初露頭角；一些進步電影上映，如田漢的《母性之光》、《三個摩登女性》，夏衍的《春蠶》、《上海二十四小時》等都在觀衆中得到好評；同時，共産黨領導的影評小組，幾乎占領了上海所有大報的電影副刊。
當然，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沒有停止，相反，他們變本加厲，在1934年2月底，國民
黨上海市黨部正式宣布，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命令，查禁“反動”書籍一百四十九種，舉凡魯迅等人著作，一律禁止印行和出售。
禁書名單中涉及的作家計有魯迅、郭沫若、陳望道、茅盾、田漢、沈端先（即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頻、周起應（即周揚）、華漢、馮雪峰、錢杏郵、巴金、高語罕、蔣光慈等二十八人。
凡是這些人的著作、翻譯，一律禁止。
這就是當時為什麼巴金的長篇小說《萌芽》在現代書局出版被查禁，改書名為《雪》拟在《文學》月刊發表又被檢查抽掉，最後又易書名為《煤》仍不準發行的原因。
特别使人憤激的是連巴金在《文學》寫的一篇“新年試筆”，國民黨檢查官也勒令把“巴金”兩字改作“比金”，才允許發表。
國民黨政府這樣倒行逆施，遭到由開明書店領銜的二十多家書店聯名反對，他們向國民黨市黨部兩次“請願”，抵制這種扼殺進步文化的禁令，國民黨不得不放寬了禁書尺度，允許一部分書籍删改後重新出版。
而在讀者擁擠的書市中，越被禁的書越受歡迎。
因此國民黨感到單靠檢查書報、電影還不夠，就用暗殺、綁架手段來對付革命文藝工作者，并對中國共産黨的地下組織進行了三次大破壞，不少左翼作家遭到逮捕，有的還被殺害。
面臨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得寸進尺、貪得無厭的侵略，和國民黨對外投降、對内鎮壓這樣一個嚴峻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