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喊出了勞苦大衆的共同要求。
但是汪精衛賣國賊在香港辦的報紙《南華日報》卻以為有機可乘，竟把這篇《公式主義者》轉載。
巴金知道後立即在香港《大公報》和上海《文彙報》柯靈主編的《世紀風》上發表啟事，聲明“我的論據決非賣國求榮的漢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戰與改革’，決不是‘和平’。
在這時候談和平，無異乎任人宰割。
”在對某一些文藝問題的看法上，巴金也作了不妥協的鬥争，即使是熟人，在真理面前，他也并不讓步。
他有個比他年輕幾歲的朋友，受人約請，與許多人一起搶譯美國作家賽珍珠的《愛國者》，為了做廣告，把小說内容吹了一遍之後，甚至說巴金也支持他譯這本小說。
巴金知道了，立刻寫了一篇短文發表在1939年7月的《魯迅風》上，他憤激地說，“《愛國者》是一本虛僞的書……這書裡沒有一個真實的中國人……這書裡到處都是對我們這次抗戰的有意或無意的誤解……比如關于八路軍虐待俘虜的描寫就完全與事實不符。
”因此，他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愛國者》的翻譯者便不能不憤怒地叫出：我控訴！”那個朋友，後來當然還是朋友，因為他把巴金認作诤友，終于接受了巴金的勸導，把這本書放棄，再也不讓它重版了。
在巴金從桂林回滬後不久，闊别已久的三哥堯林從天津來了，他是巴金寫信把他請來的。
因為堯林身體不好，而且在他個人的生活際遇上也不很順利，同時長期在敵僞統治下的北方教書，心境也不舒暢。
巴金早在去年經過香港時便曾寫信給他，要他到南方來，他當時回說再在天津當一年教員然後來，現在他聽說巴金在上海，就改變了主意，決定接受巴金建議，來滬找工作。
那天巴金正在樓上寫稿，聽到大門外有一個十分熟悉的聲音叫他的名字，他驚喜地從樓上窗口望出去，啊，是堯林，是三哥，他的臉又黑又瘦，幾乎不認識了！那一定是旅途艱難，把他害苦了！巴金立刻跑下樓去，三哥卻已從樓下跑上來了！兩人見了，都雙眼噙着晶瑩的淚珠，幾乎要擁抱起來，最後則是互相拉着手臂，卻一時什麼話都講不出來，隻相互問着好。
這一年三哥已經36歲，還沒有結婚，而且好像連對象也不曾有。
巴金記得這幾年來，
他隻去過三次天津看三哥。
三哥在南開中學工作了十年，一直住在學校簡陋的宿舍裡，周圍都是一些十幾歲的中學生，他把他們當作朋友，他們卻難以了解老師心頭的寂寞。
他寒暑假也不到南方來，總以看電影作為唯一的消遣。
巴金曾想幫肋他解決對象問題，使三哥有一個溫暖的小家庭。
但他幾次想打動他的心，探問他對有些問題的看法，而他對巴金的關心超過關心他自己，使巴金有時不得不直截了當地逼着他回答對自己前途的打算，這時他就露出寂寞的笑容，無可奈何地說：“這有什麼辦法呢？”巴金很想重新燃起三哥已經消逝了的年輕時代的熱情和勇氣，但他一時想不出辦法。
現在，他回上海來了，巴金終于緊捏着他的手，對他說：“現在你什麼事都不要操心，住在這裡，我要讓你過安定生活，你太疲勞了！”他知道三哥愛好音樂，在成都時三哥就歡喜唱歌，而且特别愛好聲樂，多年前兩人從成都來到上海，經常一起聽唱片，縱然窮得有時連飯費都交不出，也省下錢來買了架唱機，兩人輪着搖動唱機柄，頭碰着頭，聚精會神地聽寶貝白玲唱英語《賣花歌》。
這次三哥回到上海，他很快成了工部局交響樂隊每星期日在工部局禮堂和蘭心劇院（即今上海藝術劇場）舉行演奏會的常客，而西洋古典音樂唱片更為他所喜愛，差不多每天都要播放幾張，來遣散他心頭的寂寞。
當然，他還用“李林”的筆名埋頭翻譯岡察洛夫的小說《懸崖》，同時還準備翻譯岡察洛大的另一部名著《奧勃洛莫夫》。
他的英語基礎很好，少年時代就在成都外國語學校讀書，上大學又是專攻英語，畢業後一直擔任中學的英文教師，他的一生可以說沒有和英語分過家。
翻譯的雖是俄國作家的作品，但他工作認真，除了很好鑽研英譯本，把它讀懂讀透，還參閱俄文原著，以及其他有關作者、作品的各種評論文章，使自己對從事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
兩年前，巴金還曾給三哥介紹過一個在天津讀書的中學生楊苡與他通信。
那個在中學讀書的楊苡，是巴金作品廣大讀者中的一員，她在“一二。
九”學生運動發生時，還是個十七歲的姑娘。
像楊苡這樣的姑娘，在巴金的讀者中是不少的，有個女孩由于出生在一個封建家庭裡，她無法與同學們一起參加當時的救亡運動，當她看到她的一些青年朋友辦牆報，搞營火晚會，參加示威遊行，而自己則被家長禁閉在家裡，沒有自由，她心裡感到苦悶，甚至想單獨離開家庭出走，因此寫信給巴金，希望巴金能給她幫助。
巴金回答她說，她應該像一隻小鳥，永遠懷着沖進自由的天空裡去的雄心，隻等着羽毛豐滿的時候的到來。
而目前她實在太幼小了，應該暫時忍耐一下。
但那忍耐，意思是“對于未來勝利的準備”，并不是長久的屈服。
他還說，“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給一時熱情的沖動，決定一個計劃還得靠一付冷靜的頭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