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方起初不大肯接受這樣的意見，她坦率地寫信給巴金說，想不到他也會說這種平凡的話。
這使巴金感到痛苦，他隻好發表自己的意見，進行勸阻。
他說，倘使某一個女孩在家庭以外沒有可以信任的朋友，有一天因為一時的氣憤，或者一時感情的沖動，覺得不能夠再在家庭和學校内住下去了，要跑到那個廣大的世界裡去，靠着自己兩隻潔白的手和一個正直的靈魂，建立一種合理的新生活。
她的眼光是正确的，她的志向是偉大的。
我們絕不能在這個孩子的熱情上澆一瓢冷水。
于是她實行了她的計劃，帶了一點夠維持一兩個月生活的錢。
她走進了這個陌生的社會，卻找不到一個适當的工作，帶的錢不久就甩完了，卻沒有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甚至不曾遇到一個指路的人，還可能遇見一些騙子，她應該怎麼辦？以後隻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落在更悲慘的境地裡，就是垂頭喪氣地回到家中去。
有的人經幾次碰壁後，便厭倦了，
認為自己的理想錯誤，索性走到守舊的路上去。
他們并未曾改造社會，反而被社會改造了。
因此，巴金認為做一件事，應該有步驟，有方法。
女孩終于被說服了，暫時沒有離開家庭。
到了1938年春節，巴金還寫信要楊苡與李堯林認識，因為堯林在天津南開中學做教師，楊苡也在天津，巴金相信堯林能幫助她繼續用功讀書。
後來他們兩人果然通了不少信，也見過幾次。
到1939年1月，楊苡已到昆明聯大讀書了，巴金在桂林又鼓勵蕭珊與楊苡通信，這兩個姑娘結果成了很好的朋友。
就在這一年夏天，蕭珊也終于到昆明去考大學。
當時從上海乘海輪繞道海防到昆明去考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是很多的。
那天蕭珊由她父親陪同來到十六鋪碼頭，她父親不放心她獨個兒出門，特地事先設法替她找到兩個同行的夥伴，蕭珊因此認識了兩個本屆高中畢業生，一個叫王蘅文，一個姓姚，都是與蕭珊年齡相仿的姑娘。
但開船那天，蕭珊卻遲到了，王姚兩人正在船上找她，一見船已緩緩離開碼頭，不免心裡焦急，正在這時卻見一艘汽艇後面駛來，原來正是蕭珊的父親雇了一輛小汽艇把她送來。
但見蕭珊急得滿面通紅，上了輪船，向她父親流淚揮手告别。
兩人幫她放好行李，問蕭珊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準備去考哪個專業，蕭珊說自己學名陳蘊珍，是愛國女中上一屆畢業生，準備去昆明讀外文系。
她們兩人是省立上海中學同班同學，王蘅文準備去考醫科大學，姓姚的同學則是回鄉探親，去找她哥哥。
蕭珊聽說王蘅文也到昆明考大學，感到格外親切，王蘅文見蕭珊眼睛明亮，身材勻稱，而且心胸坦直，性格熱情，非常可愛，以後就每天一早起床，一同跑到甲闆上看海上日出。
蕭珊面對紅日冉冉上升的美景，總是高興地喊着：“太陽出來了！”然後三人又一起去餐廳吃早飯，飯後又相互談心，這時王蘅文才知道蕭珊是巴金的未婚妻。
王蘅文問她為什麼沒有看到巴金來送行，她說巴金正在香港，幾天後輪船停靠香港時，估計巴金會來接她上岸去遊覽香港的。
王蘅文在初中時就讀過巴金的小說，也讀過他的翻譯作品，他的《家》給她印象更深，知道這次輪船靠岸有可能見到巴金，心裡一陣高興，便對蕭珊說：“那時候别忘了給我介紹啊！”蕭珊說：“那當然，讓他請我們一起喝咖啡好了！”果然，三天以後，輪船到達香港，巴金與蕭珊有機會會面了。
原來巴金是專程去香港取回寄放在蕭乾處的行李的。
這行李原來寄放在薩空了處，薩空了去了新疆後，就把行李轉托給蕭乾，當時蕭乾已在香港《大公報》工作。
蕭珊與巴金約好在這一天來接她。
哪知巴金到碼頭，輪船已提早到達，蕭珊已去《大公報》找巴金。
巴金見到她後，她介紹巴金與王蘅文相識，并一同在附近一家咖啡館喝了杯咖啡。
王蘅文本來以為巴金寫了那麼多作品，一定到了中年，這次一見才知道他還是非常年輕，看來不過三十歲左右，穿得樸素，不過一件白襯衫，一條白褲子，但長得很端正，臉孔略顯得蒼白消瘦，性格似乎相當沉靜。
蕭珊卻十分活潑，喝咖啡時主要是她高興地談旅途中有趣的見聞。
船在香港因卸貨停了三天，她們每天白天上岸，分頭會親訪友，晚上又都回船睡覺。
三天後輪船又啟航了，到了海防，那已經是越南地帶，當時雖然未被日本軍隊占領，還在法國人手裡，但這裡隻有講法文或廣東話才能與人打交道，幸虧蕭珊能講幾句簡單的廣東話，總算租到了一家華僑開的旅館房租比較便宜，她們三個女同學住在一起，生活還是很方便。
這時王蘅文很感謝蕭珊，對她說：“我很慚愧，你父親臨行時再三托我照顧你，我也拍胸保證把你照顧好。
哪知還是靠你的才幹，解決了我們三個人的日常生活和住宿問題。
”蕭珊聽了很高興，她們一路上嘻嘻哈哈，就
把旅途的日子快樂地打發過去了。
從海防到昆明，她們和從上海同去考大學的一些年輕人一起向火車站包了一節沒有窗口，隻有一個通風洞和一扇進出大門的當時人們叫它為“悶子車”的四等車廂。
大家各自帶好行李，并沿途帶足幹糧、開水和水果。
随着火車爬山坡，鑽山洞，講着笑話。
火車途中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