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靠，隻在天黑時才停站。
那時大家就各找旅館投宿，第二天一早再回到車廂上來。
在這樣的旅途中，蕭珊比王蘅文還适應，從無一句怨言，或表示要男同學幫忙，大家說她一點小姐氣味都沒有。
幾天後她們終于到昆明，姓姚的同學家在昆明，又是來就業的，所以就由家人接回去了。
蕭珊由沈從文派人接去，住在西南聯大宿舍，因為那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書，所以住在那邊，比較方便。
王蘅文則住在城裡女青年會裡，那邊有幾個她在揚州中學讀書時的老同學，她們與她一樣是來昆明考大學的。
當時大學全國統考已快開始，考後還要等候發榜，所以她們都要在昆明作至少住二三個月的打算。
在這期間，王蘅文還與蕭珊她們一起到滇池和西山龍門一帶遊覽，并照過相。
蕭珊很能爬山，那時她在昆明通過沈從文的介紹，又結識了不少新的同學和文學界朋友，他們都很歡喜她。
有一天蕭珊還進城來找王蘅文，要她一同去西南聯大看當晚演出的話劇《原野》，說這出戲曹禺将親自登台演出，導演是西南聯大文學教授孫毓棠，金子則是鳳子扮飾的。
王蘅文雖準備進大學學醫，但對文學也很有興趣，聽說有那麼好的機會看《原野》，二話不說就随着蕭珊出城來到西南聯大看戲。
這确是個令人永遠難忘的夜晚，劇本好，導演好，名家演出，更使廣大文學青年神往。
當晚，戲演結束，王蘅文還到蕭珊的宿舍裡，與蕭珊興奮地講戲，講到半夜，才趕回女青年會宿舍。
這一年10月，大學統考發榜，蕭珊考進了中山大學讀外文，但幾個月後她又轉到西南聯大；王蘅文則錄取在重慶的中央大學，讀的是醫科，很符合她的志願。
這個姑娘後來始終在自然科學戰線上奮鬥，到了八十年代成為我國最有聲望的從事細胞生物學研究的病理及職業腫瘤病專家。
她與蕭珊在昆明分手後，在幾十年茫茫的人海沉浮中，仍曾有一二次會面的機緣，容以後再述。
那時巴金己從香港拿了寄存的行李，回到了上海霞飛坊，他開始寫《秋》。
當時他住在三樓，索非夫婦住在二樓，三哥堯林住在三樓亭子間裡。
巴金寫《秋》，與寫《家》和《春》時不同，這次他是集中時間、集中精力一口氣把它寫成的。
那是一部四十多萬字的長篇，最初他也沒有料到竟會寫得那麼長，而且邊寫邊排，開明書店的幾個老編輯包括夏丐尊、徐調孚、周予同等當時都在上海，他們并不催促他，卻給他以一個特别“優惠”的條件，就是可以在未寫完全書前，就可以看到已寫好的一部分校樣。
他每個晚上9點鐘開始動筆，一般總是寫到深夜兩三點鐘，有時還寫到第二天淩晨4點，還不肯把筆放下。
那時内地正在讨論寫作上的“抗戰無關論”，巴金的《秋》無獨有偶，正與錢鐘書的《圍城》同時地在這漫漫長夜裡雙雙誕生，而兩位作家的抗戰意志卻并未因從事這兩個“與抗戰無關”題材的寫作而受到銷磨，相反，巴金的愛國熱情比誰都高，在“孤島”上海生活得越來越厭煩，耳聞目見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憤怒，因而不能安心工作，他一方面寫《秋》，一方面又把自己充滿着抗戰激情的散文作品送到報刊上刊登，與許廣平等人一起響應柯靈主編的《文彙報。
世紀風》副刊發起的“稿費義賣獻金”，把自己作品的稿費捐獻給抗日事業，為保衛祖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秋》寫到了四十萬字以上，他終于用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完成了高家的緒局，那是個秋
天的結局，如覺新所說的：“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現在是飄落的時候了。
”高家的故事結束了，時代并未結束；高家到了秋天，祖國迎來的卻是春天。
在一九四○年五月初，巴金把《秋》寫成。
同月下旬，書也就在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門市部出售了。
這是《激流》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它的内容和《家》《春》一樣很快呼喚起全國讀者與黑暗的舊制度、舊勢力作鬥争的熱情，更激起了正生活在“孤島”上海的青年們奔赴抗日前線的決心。
在這些青年的心坎上所投下的石子，很快泛起了漩渦。
就在《秋》出版後的第一個星期，即這一年的6月1日，就有個在高中讀書的青年用感激的心情，寫了“讀後感”，在當日的《申報。
自由談》上發表了。
巴金帶了《秋》的精裝本，在7月初乘“怡生”輪離開上海轉道海防去昆明。
臨行時，為他送别的是陸蠡與李堯林。
這兩個善良的人，他們生活在“孤島”，他們的心卻一直聯結着祖國和人民的命運。
當巴金向他們揮手告别時，他們的眼睛都噙着晶瑩的淚花，他們都為巴金的遠去而感到傷心，但是他們知道巴金是一定要回到内地去的，那邊祖國在召喚他，人民在期望着他，還有更多他所親近的戰友和親人在熱情等待着他。
他們兩人各從自己的淚眼中望着站在船台上的巴金，隻見巴金親切和善的臉上泛起一層微笑，他們知道他是多麼真摯地在愛着他們，祝福他們。
而他們呢？他們的命運怎樣？在敵人魔爪下生活着的未來日子，會變得怎樣？巴金沒有想到這正是他與陸蠢的最後一次見面了；也沒有想到當他再一次回到上海，他的三哥堯林也隻是在病床上與他作最後幾天的團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