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從上海到昆明去，是沿着一年前蕭珊、王蘅文她們走的路線前進的，這就是先從上海乘船到海防，然後再由海防搭火車赴昆明。
但是巴金走的這一年已是1940年7月，當時法國軍隊已經戰敗，巴黎正準備宣布向德、意、日三國所組成的“軸心國”投降，日本侵略軍也就乘此機會，威脅法國殖民當局把越南割讓給它。
所以當時海防形勢非常緊張，與一年前情況不大相同。
現在，不論海途還是鐵路沿線，乘客都比過去增多幾倍，人們都想乘日軍占領海防前趕回昆明去。
幸虧巴金單身出門，所帶行李很少，領護照辦簽證手續也還比較簡單，得以順利地上船，中途隻是因為遇到風浪，才在福州灣停了一天半。
到了海防，他在一家華僑旅館裡住了一個晚上，結識了一些同行的旅客，因此第二天乘火車，便依靠人多，得以互相照應，買到車票。
有的人因為帶的行李較多，便遭到法國檢查員的不少留難，有的旅客甚至被強迫脫去腳上穿的長統皮靴，以減輕身上重量。
火車到了河内，又換乘滇越路的車到老街，沿途晝行夜宿，行李随客人上下，年老體弱者都被弄得狼狽不堪，行李帶得多的人更不必說了。
在這中間，巴金幫了不少人的忙，有時替他們代為看管行李，有時還幫他們卸貨歇肩。
他在路上，還看到不少戰時的“社會相”，有人為了要把幾瓶三星牌白蘭地酒帶到昆明去，需要在關口賄賂越南官員，把錢塞到越南人手裡，越南人臉上毫無表情，手上卻把鈔票捏得很緊。
巴金在“孤島”上海沉悶地住了一年多，又在旅途中看夠異國人的橫征暴斂，現在從河口鐵橋進入中國境内，意識到自己又踏到祖國土地上，禁不住激動萬分。
但是一到雲南省入境處驗看護照時，一個姓楊的官員一看護照，隻見上面寫着：“李堯棠，四川省成都市人，三十六歲，書店職員”，便問他在哪家書店工作，巴金回說在開明書店，楊先生就要求看身份證，而巴金卻拿不出來，對方就要他打電報給昆明開明書店複電證明。
這樣，一刹那間，出現僵局。
結伴同行的一些旅客，以為巴金不能和大家一同入境了，很為他焦急，巴金也感到為難，忽然想到臨行時上海開明書店曾請他轉達昆明開明書店一封信，信中要求對方轉帳，付給巴金四百元稿費。
巴金這時就隻好把信拿給那楊先生作證明，并把随身帶來準備送給蕭珊的精裝本《秋》交給他看。
楊先生大概有點文化，他看了信和書，非常高興，不但再也不要他作進一步證明，而且還與另外兩個海關人員一起到客棧來看他，邀請他過境到一家華僑酒家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還附帶把巴金的兩個結伴同行的旅客也請去作陪。
在進餐的時候，楊先生談到他自己在學校讀書時怎樣讀巴金的作品，又怎樣和同學議論一些小說裡的人物，在座的另外幾個人也有讀過《家》的，也有讀過《滅亡》的，也有讀過《愛情三部曲》的，大家一時把話扯得很遠，這時，楊先生更高興。
飯後，他們說說笑笑回到河口，三個主人把三個客人直送到客棧門口，再三表示友好道别。
第二天早晨，巴金就憑着楊先生給他護照上蓋着的通行印章，離開了那個掩沒在原始森林中的樸素的小城，上車去昆明。
到了昆明火車站，隻見闊别一年的蕭珊正和她的一個同學在月台上等他。
他和她們談了一些話，知道蕭珊已從中山大學轉到西南聯大讀書，生活學習都不差，與同學們相處得也很好，特别與楊苡很接近，相互關心，非常和睦，巴金聽了很高興。
他在旅館裡休息了幾天後，就到昆明開明書店去找經理盧芷芬，把上海開明書店的信交給他，領到了四百元稿費。
盧芷芬原在
上海開明書店從事古典文學編輯工作，他的夫人也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他們本來就知道巴金，這次相見，很快就熟了。
當他們知道巴金住在旅館裡時，覺得這樣太不方便，就建議他搬到書店附近的一個棧房裡來住，那間房子是他們租下來用作書庫的，現在書隻占了一半，還有半間可以住人。
巴金本來就準備找個地方把《火》第一部寫完，因為這個長篇在他心頭擱置較久，早在寫《秋》以前就開始動筆，本想在離滬前寫好的，無奈碰到法國戰敗，上海法租界盛傳日本侵略者就要派兵進駐，以緻人心惶惶，朋友們也一日幾次來向他報訊，他隻好把《秋》結束，帶了《火》的殘稿離開上海。
現在聽盧芷芬夫婦這樣說，便決定搬到這個玻璃屋子裡來。
它的周圍環境很安靜，房子座落在一個花園裡，屋内比較寬敞，有書桌、家具可以現成享用。
住下來的頭兩個月，生活很安定。
當時日軍還不曾占領海防，敵機還無法常來昆明騷擾，住的園子也十分清靜，除了一些清脆的鳥鳴，和偶然間看到幾隻松鼠在松枝上互相追逐，發出輕微響聲外，幾乎一點聲音都沒有。
連狗也被主人帶出門去，不放在家。
朋友們來的也很少，隻有蕭珊，在暑假期間是常客。
他寫的《火》第一部，進展很快，原先已發表過六章，在上海曾加寫了一章，這次就在這靜寂的環境中把其餘的十一章都寫好了。
好在他寫的這部作品主人公馮文淑，原型是蕭珊，特别是在這第一部裡，有些生活都是蕭珊經曆過的，他可以按照她的性格和生活寫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