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他有時一邊寫，一邊想：如果蕭珊不與他接近也許她會随着戰地服務團到前方去，更有可能到延安去……
在寫作過程中，在生活上經常得到盧芷芬夫婦的照料，特别是盧芷芬自己，他不但為巴金找到《火》在《文叢》上已發表的部分，讓巴金續寫時有個依據，而且後來還幫巴金謄清原稿，使巴金能及時将《火》的第一部稿件寄到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日本侵略軍進駐海防後，它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從這個據點出發，派飛機到昆明轟炸。
這以後，巴金的生活便不得安甯，即使放下筆，在那靜寂的園子裡，定着神聽幾聲鳥鳴，也會突然被一陣凄厲的警報聲所驚醒，那就不得不鎖上門，跑出門到郊外去躲警報。
後來狂炸開始，盧芷芬夫婦有時也來約巴金與蕭珊同去郊外，好在住的地方離城門不遠，往往躲過一二小時，就坐在草地上和他們共進午餐或晚餐，吃的東西大都是他們夫婦事先準備好帶去的。
在昆明寫好《火》第一部，巴金終于到了“大後方”重慶。
那是在這一年10月。
他是乘飛機到達那邊的。
住的地方是老友吳朗西經辦的互生書店裡，在沙坪壩。
他們在上海八。
一三戰事發生後分别，已有三年了。
巴金到重慶不久，由老舍等主持的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召開了一次歡迎來渝作家茶會，巴金在會上與七十多個作家團聚，其中有一部分是初次相見，更多的是久别重逢，這裡有茅盾、冰心、郭沫若、田漢和艾青，也有摯友靳以、馬宗融，他們兩位都在複旦大學任教。
而中國共産黨代表周恩來，則是和他第一次見面。
周恩來在巴金面前顯露的親切的微笑，和他緊緊的握手，為巴金驅散了霧重慶的寒氣。
他在會後一星期，又從重慶到江安去看了一次老友曹禺。
當時曹禺正在戲劇專科學校當教員，并寫好了一個劇本《蛻變》，巴金為它寫了後記，并在這裡住了一周。
臨行，他留給曹禺兩本書：《秋》和剛出版的《火》。
然後又回到重慶。
新的一年開始了。
1941年1月，他從重慶來到了離别十八年的成都，他
在這裡住了五十天，會見了一些老友，也去看了自己的一些親屬，他們都已因大家庭的分崩離析，分散住在各處。
成都正通順街的老屋，早已幾經易手，為别的姓氏所屬。
那天黃昏，他來到這條寬闊的街上，像老朋友重見那樣，感到親切，一種說不出的感情，使他把腳步停住，站在十八年前的故居門前徘徊不去。
啊，那一對曾經被他當作過坐騎的石獅子已經不見，防火用的盛着水的雙石缸也早被人搬走，但是大門開着，嵌在内牆照壁上的“長宜子孫”四個字還依然存在。
他很想進去看一看，不知母親住過的上房還在嗎？後園、馬房有沒有被毀棄？還有那棵閱盡人間滄桑的桂樹不知怎樣了？十八年前那個春天的早晨，他離開時大哥和三姐曾為他和三哥送行。
那時三姐剛出嫁一個月，但不到一年半就傳來了她的死訊，大哥來信訴述她臨死時受婆家冷落的景象，幾年後連大哥都自殺了！在這座房子裡，曾有過多少年輕的生命被吞噬掉。
照壁上“長宜子孫”四個字是祖父留下來給他後代的。
這個老人白手起家，創立他的基業，臨死千叮萬囑，要兒孫為他保留他的房屋與字畫等等，但是最後還是春夢一場。
他哪裡知道财富并不“長宜子孫”，倘使不給兒孫一種生活技能，不讓他們去看看廣大的世界，不向他們指出一條生活道路，“家”和财富對他們隻能是囚籠，隻能銷燭他們年輕的心靈，隻能使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氣質毀滅。
這次回成都，他聽說五叔死在獄中，覺得這是舊制度所造成的又一個悲劇，他醞釀着将以五叔趨向堕落的悲劇為題材，寫一本小說。
巴金在昏黃的街燈下離開了他的十八年前的故居。
他沒有像他的姑母和嫂嫂那樣到那個已屬他姓所有的公館裡去看一下，也沒有像他們那樣站在園中的花樹下垂淚憑吊，去慨歎自己那個家族的盛衰。
當他離開那個公館的門口時，他看到從門縫中露出來的燈光，好像看到歐洲古代傳說中所講的哈立希島上的燈光，那是愛爾克為她航海的兄弟照路的燈光，是期待她那個出遠門的兄弟回來的燈光。
可憐的愛爾克她至死都沒有等到她兄弟回來，而自己卻終于死了！巴金想到當年為他送行的三姐，他曾答應她回來時向她訴述外間世界的景象，現在他回來了，而她卻早已不在人世。
在這個他永遠也忘不了的城市，這一次他回來住了五十多天，但也還是感到十分短促。
當他向它告别，像過去一樣，仍還有一些親人來看他，屋然這裡已經少了一些人，也增添了一些人。
在臨别的前幾天，他還到成都郊外去看了一次羅淑的墓。
他還記得四年前八。
一三滬戰初起時，他在上海西站為她送行，當時她為了關心丈夫馬宗融在戰亂中的安全，特地千裡迢迢冒着炮火投奔到這裡，後來卻因患産褥熱死在醫院裡。
現在巴金站在她的墓碑前，看到這裡的一堆黃土，一叢矮樹編的短籬，不禁思索起埋葬在這裡的那個年輕可愛的生命。
她生前曾給朋友們多少溫暖的友好的感情，她的短命竟使她的天賦的創作才能無法得到充分的發揮。
要是她能多活十年，一定會給後人留下幾部描寫四川鹽場生活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