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作為他業餘的主要娛樂。
昆明雨季，路滑難走，但比起“躲警報”來，那就好得多了。
所以雨季對看電影，也是個較好的時機。
一個月以後，昆明雨季過去了，于是人們又在敵機的威脅下生活。
大家又随時随地準備着“躲警報”。
那天，敵機狂炸結果，連“先生坡”附近也落了彈，樓房受到震動，玻璃窗震破，碎瓦殘磚到處飛濺。
晚飯後，巴金到災區去看，看到有一座樓房隻剩了一個空架子，七歪八斜，快要傾坍了。
人們正在敵人所造成的廢墟上挖掘被炸死者的屍體，在一個中了彈的防空洞旁邊，有三具屍體被挖出來了，人們用草席把他們蓋着，有一隻搭滿着泥土的小腿露在草席外，有七八個人面帶悲哀的神色，站在周圍，他們一言不發，有人還在落淚，有個中年婦女指着那條露出草席外的小腿，說：“那是陳家三小姐，剛才挖出來。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卻引起一陣唏噓聲，然後又是出奇的沉默。
巴金滿腔怒火，想着這些死者，在幾個鐘頭以前還都和大家一樣安靜地過着生活，敵人一個炸彈就把這些年輕的生命毀滅掉，“陳家三小姐”他并不認識，也許見到過，也許從未見過，但都是同一個城市裡的人，都是他的同胞，因此，他在一篇短文裡寫道：“為什麼我們要忍受這樣的迫害，要承受這樣的殘殺？這樣一個少女的命運，為什麼他們還不趕快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環顧四周，覺得寂靜得可怕。
他發覺自己臉頰上有點潮濕，仰頭一看，才發覺落雨了。
但雨并不能澆滅他心中的怒火。
他再朝廢墟看了看，隻見一個角落裡，一棵被炸殘的樹枝上，正開着一簇深紅色的花，迎着細雨盛放。
炸彈并不曾把這棵樹炸掉，綠色的生命仍在延續。
我們的土地是倔強的，它永遠孕育着生機。
在敵人的肆虐後，那些逝者雖已看不到綠樹紅花了，但綠樹紅花卻在告訴未死者：中國土地上的生命是不會完結的，中華民族是不會滅亡的！
又過了一個月，大概是九月十日左右，巴金和他的同事王文濤由昆明來到桂林，重新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辦事處。
蕭珊随行到桂林，但幾天以後她就回昆明西南聯大上課。
在桂林，王魯彥正在為主編他的《文藝雜志》忙碌，他是巴金在閩南認識的老友，比巴金年長，不僅是個“五四”時期的老作家，還是個工作認真的好編輯，可惜這時他為生活所迫，身體已變得愈來愈壞，而且患了晚期的肺給核病。
巴金在魯彥辦的刊物上發表了不少作品，當他每次把作品交給他時，看到他清瘦的臉色，總要為他的身體耽心。
一天傍晚，魯彥從桂林三家村把巴金送到洋橋，巴金要他一同進城，希望能找一家小館子共進晚餐，多談一會兒，而魯彥卻說他身體支持不住，要回去了。
巴金站在橋頭，看見他支着一根手杖，歪斜着肩胛，一拐一拐地走着，遠望他的背影在黃昏中消失，忽然意識到這位老友的身體更加衰弱了，禁不住熱淚盈眶。
他想到自從戰争開始，他已哭過羅淑，哭過陳範予，看來不久就有可能要輪到哭魯彥了！敵人不但直接殺害了無數中國人，戰争還使貧困的中
國知識分子加速了死亡。
巴金沒有想到在魯彥的健康還不曾進一步變壞之前，他的另一個老友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突然去世。
這個老友，就是他在東江路福隆街的鄰居林憾廬，那是在1943年2月，一直在桂林主持宇宙風社，編輯《宇宙風》月刊的林憾廬，幾年來勤奮工作，刊物按時出版，事業有一定發展，但因工作勞累過度，患了肺炎，當地缺醫少藥，他依靠自己僅有的一點醫療知識，為自己開方給藥，卻沒有見效，到病重卻又碰到一個庸醫，雖然出了重價，“特效藥”卻并無特效，終于不幸去世。
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黎明中學認識的，抗戰後一起“逃難”，一起“躲警報”，一起帶着一批朋友從上海到廣州，從廣州到桂林……增強了相互之間的了解，成為患難中的朋友。
他的耿直，善良，對國家民族存亡的關切，對朋友的無私幫助，都使巴金感動過。
林憾廬辦的刊物，不但巴金自己曾為它寫過稿，蕭珊也曾以“程慧”的筆名為它寫過旅行散記，并從這本刊物上拿到她一生中的第一筆稿費，又以這筆稿費買了一隻立燈送給她正在患病中的母親。
正直的林憾廬十分珍惜巴金對他的友誼，同時也一向贊賞蕭珊待人的真摯的感情。
他對她以第一筆稿費購禮物獻贈母親的舉動，幾次在别人面前加以推重。
他以有巴金蕭珊這樣兩個朋友作為鄰居，而私心引以為幸。
巴金對老友林憾廬的去世，十分悲痛，他為林的喪葬奔走了兩天，他覺得他的這個老友不隻是在幾個朋友中間緻送溫暖的人，他還是個熱情的愛國者，抗戰事業的熱烈擁護者，也是我們文化事業的一個熱情的理想家。
他的死，曾使巴金一時無心動筆，他給楊苡寫信時說：“我寫不下去了，我一個老朋友昨晨病故，棺材還停在這兒。
”但他又說：“想到一個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
但是我還有夠多的生命力。
我還要勇敢地活下去。
”
過了兩個月，巴金開始寫《火》的第三部，這次他把一個基督教徒田惠世作為這部小說中的一個主人公寫進去。
田惠世的人物原型就是林憾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