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着，要他去為他們表達痛苦與歡笑。
在貴陽他未能把《憩園》寫完，就接到蕭珊來信要他到重慶去，說馬宗融、靳以等老朋友都在熱心地期待着與他重聚。
他隻好改變回桂林的打算，準備先去一次四川。
在去重慶的旅途中，他仍随身攜帶着一錠墨，一支小楷筆，和一疊當作稿紙用的信箋，每到一個站頭，就在所住的客棧裡，找個碟子或茶碗蓋，倒點水，磨起墨來，繼續寫那本《憩園》。
沿途汽車在像一條盤繞着的帶子上駛行，翻山越嶺，左拐右彎，忽而溪水山田相間，黃色的菜花遍地，有時又是鈴聲叮……，馱馬成隊；三五個農民站在路邊，望着他們的汽車微笑。
車子到壩水鎮，乘客們下車吃飯，然後再上車，到太陽快要下坡，車子經過被稱作“黔北鎖鑰”的婁山關，到達桐梓站，已經天黑。
這個晚上，巴金借住在車站附近的一個人家家裡，仍還是點起一支随身帶來的蠟燭，寫那《憩園》的故事，寫到半夜。
第二天早晨又趕車上路，經過山嶺重疊、雲霧遍天的花秋坪，車子一個彎一個彎下了山。
在那險峻的山路上，開車司機雖然緊張，卻很鎮定，這使巴金心中暗暗敬佩，并對他充滿了信賴。
另外，他還看到車上的郵務員，一路上為郵政代辦所裝卸郵包，辛勤勞動：不少乘客也都用尊敬的眼光看着他們。
車子過了綦江，到達一品場，海關人員便上車來檢查旅客的行李，這就意味着重慶就快到了。
傍晚5點半，車子果然到了海棠溪，巴金見到了夫人蕭珊，她正站在那邊等候他，并追上來在車窗外微笑着向他招手。
到了重慶，他們倆住在民國路145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慶辦事處門市部樓梯下的一個小間裡。
那個房間隻有七八個平方米寬，而且隻有一個小窗戶，十分潮濕。
他們除了一張床，一張小條桌，幾乎沒有什麼家具，巴金隻讓蕭珊買了四隻玻璃杯，就這樣組織起了一個小家庭。
辦事處的經理田一文一定要把自己樓上的房間讓給他們住，但巴金說什麼也不肯。
巴金夫婦新的生活就這麼開始了。
這時戰局卻出人意料地發生了變化，湘桂大撤退，桂林一夜之間就被敵人攻占，這使巴金再也無法回到桂林去了。
他隻好安心在重慶住下來。
當時他總是白天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辦公室處理出版社的一些雜務，或接待來訪的朋友。
蕭珊除了協助巴金看看校樣之外，還常坐在辦公室的藤
椅上看書。
到了傍晚，他們就出去散步，偶然也去看一場電影。
晚上，巴金就在他們那間小房間繼續開始寫稿。
住在重慶的朋友們知道巴金新婚來到了重慶，都高興地跑來看他們。
首先是在複旦大學教書的靳以和馬宗融，還有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斜對面的馮雪峰，他們是這裡的常客。
靳以、馬宗融每次從北碚到重慶市區來開會或參加什麼活動，時間遲了，趕不上船，就來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巴金作通宵長談，以便天明前趕上機船。
在這種情況下，馮雪峰有時也來參加。
他們四個人各有專長，但有一個共同的性格，就是都很坦率，耿直，真誠，善良。
因此，他們聚在一起擺龍門陣，從不出現冷場，常常一邊烤火，一邊喝茶，一邊談話，甚至從黃昏直談到第二天黎明。
他們的談話内容可以從對戰局的議論，談到對某些具體事件的看法，也可以從對十七八世紀某個西方作家的評價，談到當代藝術某一流派的發展，反正無話不談。
他們多的是共同的興趣，也有不盡相同的見解，但是他們談了就忘了，從不把随便閑聊時别人的談話，記在心裡。
自從巴金來到重慶，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幾乎成了當時當地作家之“家”。
曹禺經常到這裡來“打牙祭”。
有些人一進城，便在這裡歇腳，遲了趕不上船，就在店堂辦公室放開被頭席子，打鋪留宿。
至于寄放财物，封發信件，那就更多了。
當然重慶也有像何其芳那樣久别重逢的朋友。
他原是巴金在1932年就認識的詩人和作家，當年還是個穿長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學生，巴金曾為他編發過《畫夢錄》、《還鄉雜記》和《夜歌和白天的歌》等集子。
1944年夏天，巴金一到重慶，何其芳就給他送來延安生産的小米和紅棗，并告訴他不少有關解放區的事情。
不久，何其芳又到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來接巴金，兩人一起坐公共汽車到曾家岩“周公館”去赴周恩來邀請的便宴。
同席還有老舍、曹禺、夏衍、劉白羽。
主人除了周恩來，還有林伯渠、王若飛作陪。
蕭珊則更有她自己的小夥伴。
那年冬天，巴金因為工作忙，離不開重慶，蕭珊獨個兒到成都，作為新過門的媳婦，住在巴金的繼母家裡。
當她聽說幾年前曾與她一起從上海到昆明參加大學統考的王蘅文目前正在成都一家醫院從事臨床實習，便寫信告訴她，要她到繼母家中相聚。
王蘅文接到信，第二天就趕來看她，隻見蕭珊穿着一件很合身材的毛衣，還是短發、旗袍，非常樸素，卻洋溢着青春美。
她告訴王蘅文，她已與巴金結了婚，住在重慶，這次來成都婆家作客，巴金還剛剛過四十歲生日。
她說巴金的繼母待她非常好，也和她非常親熱，像對待自己的女兒。
蕭珊還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