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這次回到上海，終于有了自己的家庭——除了他自己，還有他的愛人蕭珊，和一個不滿周歲的女兒小林，——那比過去在上海作單身漢時代，當然感情更有所寄托了。
雖然，這時在戰前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已有不少人離開了上海，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經常相聚在一起，相互談笑，一起工作，一起談論時局了。
黎烈文、索非已遠去台灣，黃源早去蘇區參加新四軍，曹禺、老舍則赴美國講學。
章靳以在重慶複旦大學教書，眼前還來不及随校返滬。
隻有鄭振铎、許廣平、李健吾、唐弢等幾個戰前熟人，在抗戰時期一直蟄居在上海，現在終于久别重逢。
鄭振铎在淪陷期間，從不公開露面，卻暗中為保護國家文物，免被敵人劫奪，做了許多工作；1945年12月，抗戰勝利後的第四個月，在鄭振铎主持下，成立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那天巴金還不曾返滬，但大家仍把他選為理事。
那天的會是在江西路金城銀行六樓舉行的。
會場是由在金城銀行工作的詩人王辛笛介紹的。
會議的主席是鄭振铎，他說：“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的名稱，因抗戰已經得到勝利，已通知把‘抗敵’兩字取消。
在抗戰中，文協的總會做了許多工作，成績很大，我們上海分會由于上海處在敵占區，所以到現在才成立，今天許多人從戰場上和大後方回來，與備嘗淪陷之苦的上海作家、藝術家重聚一堂，互相慰問，好像一家人破鏡重圓，情景是非常使人感動的。
我們上海作家中如許廣平、夏丐尊、李健吾、柯靈等，都遭到過敵僞逮捕，審問拷打，吃了不少的苦。
其中陸蠡被捕後至今還生死不明。
這種苦楚，在後方的作家們也許并不知道；而後方作家幾年來颠沛流離，也恐為上海作家所不能想象。
‘文協’在抗戰中最大的好處是它不分派别，團結對敵。
這樣的精神，今後還要貫徹下去，因為它在各地都有分會，包括延安在内。
這是一個足以表示團結的組織。
現在已有十幾個會員從重慶回到了上海，不久可能還要增加，将來上海有可能要成為總會。
我們要做的事，最要緊的是對内謀國内和平團結，反對内戰；對外謀世界各國的和平團結，反對待強淩弱。
”這次到會的有六十多人，其中被選為理事的，除了鄭振铎和巴金，還有許廣平、李健吾、柯靈、唐弢、夏丐尊、夏衍、于伶、顧仲彜、趙景深、張駿祥、葉以群、葛一虹和姚蓬子。
其他到會的，還有徐調孚、王辛笛、佐臨、郭紹虞、顧一樵、蔣天佐、鳳子、孔另境、楊绛、索非、趙家璧、魏金枝、朱雯、師陀、唐納、錢君匋、周建人、崔萬秋等，他們中有的被選為監事，有的被選為候補理事。
上海文協成立不久，即1946年初，在上海經營錢莊的劉哲民，因為與柯靈在抗戰時期患難相共的良好友誼，戰後就接受柯靈的建議，辦起了一個“周報社”，由柯靈邀請他的老友唐弢一起主編《周報》，受到群衆很大的歡迎。
後來就發展成為上海出版公司。
這家出版公司在陸續出版了諸如唐弢編的《魯迅全集補遺》、景宋的《遭難前後》、鄭振铎的《蟄居散記》、錢鐘書的《談藝錄》、柯靈、師陀合著的《夜店》等書之外，還另外創辦了兩本刊物。
這就是施蟄存、周煦良聯合主編的《活時代》和鄭振铎、李健吾聯合主編的《文藝複興》。
鄭振铎、李健吾主持《文藝複興》編輯工作，雖然并不拿工資，但是他們為了想把上海三十年代文藝事業興盛局面恢複，在組稿工作中是很努力的。
他們在創刊号上不但自己動筆寫稿，組織到茅盾、楊绛、錢鐘書的短篇小說，郭紹虞的論文，而且把巴金的長篇小說《第四病室》連載了。
上海讀者與大後方作家隔絕八年，渴望能讀到戰前在上海的一些作家的新作，
特别象巴金這樣作家的作品。
所以，《第四病室》一經刊出，《文藝複興》創刊号像《周報》一樣，頃刻被搶購一空。
但是，巴金原答應《第四病室》讓趙家璧新辦的晨光圖書公司出版發行，而且趙家璧已經在重慶打好紙型，準備運上海印刷了，巴金沒有想到自己的原稿讓一個朋友順便帶到上海後，會在《文藝複興》上開始連載，因而趙家璧一到上海，了解到這件事，就向鄭振铎、李健吾兩位老朋友打招呼，請他們中止連載，因為全書即将在上海印行，繼續連載就不好了。
巴金回滬才知道事情經過，覺得很對不起《文藝複興》讀者，便答應李健吾，要将自己已在重慶開了頭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寒夜》趕寫出來。
他幾乎把1946年下半年每個晚上的時間都用在《寒夜》的寫作上。
那個時候，人們在抗戰勝利初期滿腔歡騰的心情已經消失了，接着看到的是接收大員的耀武揚威，貪官污吏的巧取豪奪，投機奸商的喪心病狂，和哀哀小民的忍饑挨餓，賣兒鬻女。
上海市場一片混亂，人民日益不滿。
7月初的一個深夜，巴金從夢中被孩子的哭聲吵醒，看到蕭珊把孩子從小床上抱起來喂奶，過後孩子又睡着了，蕭珊也又重新入睡。
但巴金卻再也睡不着，他起床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已經完全進入睡眠狀态的弄堂，忽然被一種思緒所困擾。
他記得六年前，上海還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