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時期，當他把《秋》趕寫完畢，決定離滬的時候，他也曾在一個月夜望着這條弄堂，那時他對現實是抱着多麼堅強的信心，雖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已經把魔爪伸到我們祖國大陸的心髒間，他也有滿腔悲憤，隻是希望之光還在他的眼前照耀。
而現在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自己又回到上海原來住的地方，而希望卻又到何處去了？他感到困惑，一種無可奈何的失望心情使他痛苦。
就在這靜寂的夜裡，他忽然隐約地聽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哭聲，那是老人的，也是青年的，更是婦女的哭聲，好像到處都在向他提出抗議：“八年前，你要我們寄托希望，相信未來，要我們把一切都貢獻給抗戰事業。
可是現在勝利了，希望在哪裡？獨立、民主、自由又在哪裡？你騙了我們，騙了我們！”巴金聽到耳邊這樣的責問，警覺到那是一些在抗戰中犧牲受難的人們的哭泣，那些在戰時被炸彈炸掉了手和腳，甚至頭顱和身軀的人們的哭泣。
他感到渾身打顫，卻無法回答這些冤魂的提問。
眼前，壞人享樂，好人受苦，物資為少數人掠奪，而多數人卻一切都感到缺乏。
官僚發大财，投機家獲巨利，漢奸搖身一變成為巨商大賈，甚至重又登上官場，撈取人民血汗，這是使人多麼悲憤的世界！他想到這裡，感到十分痛苦。
他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們還不站起來，揭露黑暗，争取民主，獨立和自由；為什麼我們隻躲在黑暗裡傷心哭泣？”這時，他忽然聽到遠處雞鳴，原來天已快亮了。
他開始攤開稿紙，把半年多前曾開過頭的長篇小說《寒夜》，重又執筆寫起來。
當時正值盛夏炎暑，上海天氣非常熱，他長了一身痱子，苦不堪言，但是仍堅持不辍地寫下去，一直寫到這一年冬天。
《寒夜》裡的人物，對他說來是十分熟悉的。
不論是汪文宣，還是汪文宣的妻子曾樹生，或者是汪文宣的母親，他們在他的生活裡早已存在很久了，他确實非常熟悉他們：汪文宣在大學念教育學時，在他的腦海裡充滿着他自己對現實的理想。
從他善良的意願出發，他準備救人濟世，使人們普遍得到幸福。
但是一進入社會，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樣，這裡是官僚和資本家當權的世界，是投機家的樂園，陰謀家的競技場，一個忠厚的知識分子很難找到出路，隻有在這裡沉淪。
他的生活越來越苦，地位越來越低，從學校裡學到的知識技能在這裡并沒有用處，這裡卻另有一套“知識技能”需要學會，
這就是怎樣鑽營，怎樣排擠别人，怎樣爬到别人頭上，啃别人的骨頭。
而汪文宣在這方面一點本領都沒有。
為了求得一家有口飯吃，他逐漸變成一個膽小怕事、隻求苟安、見人低頭、甘受欺侮的小公務員。
原來的“理想”煙消雲散，最後落得患肺病、失業、咯血而死。
他的妻子曾樹生也是教育系畢業的大學生，同樣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想“為教育事業獻身”。
但是一進入這樣的社會，她隻有靠自己的美貌在一家銀行裡被人家作玩物，充當“花瓶”。
這不是她的志願，她也不願這樣生活下去，但為了挑起養活一家人的半個擔子，她又不得不這樣做下去，她隻怨她丈夫沒有用，但又可憐他老實，恨他不給她“自由”。
但當她離開了丈夫，以至丈夫因貧病死去，她的“自由”來了，卻仍無法得到“自由”的快樂。
這就是她面臨的社會。
她的婆母也是好人，但是她對能挑起半個家庭的擔子的媳婦，卻恨之入骨。
她看不慣曾樹生花枝招展地打扮去侍候她的上司，但又無法不用媳婦的工資來養活一家人。
她們兩人的矛盾集中在汪文宣身上，使汪文宣在社會上所受到的痛苦之外，再加上家庭中所受到的痛苦，雙重的壓迫使他不能不向命運老人交出自己的生命。
一家四口人（一個是十三歲的兒子），個個都是好人，但是社會給他們帶來矛盾，帶來悲劇。
這就是抗戰勝利來臨前的社會，這就是寒夜，這就是“的确太冷了”的重慶寒夜。
這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是繼戰前茅盾《子夜》出現後，我國長篇小說藝術的另一個高峰，也是巴金本人不論從思想上、藝術上都達到圓熟階段的卓越之作。
它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無疑是個巨大的豐碑。
它是怎樣完成的呢？在完成過程中，巴金曾想起一些什麼呢？
他寫這部作品的生活基礎，就是他親身所經曆過的重慶寒夜，“富人享福，窮人受欺”，他對這個社會太熟悉了。
甚至汪文宣一家四口人住的地方，也就是當時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在的那幢大樓，巴金住在樓下，江文宣住在三樓。
整個故事的發生，發展，結局，都在巴金生活的周圍。
故事開頭的寫作，也正是在巴金所住那間有老鼠臭蟲肆虐的樓梯下的小屋中。
回到上海，在霞飛坊59号三樓繼續寫這部作品時，雖與重慶民國路這幢大樓離得遠了，但幾年來“寒夜”生活的深刻體驗并不曾在他的腦海裡淡忘，街上的那家冷酒館，街角的那家咖啡店，以及附近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對他的印象還是十分深刻。
而汪文宣，這個人物他更是非常熟悉。
他覺得汪文宣有時像是那個在正中書局工作過的散文家缪崇群，有時又像在臨死前還在追